这几天接连看了《烈日灼心》《刺客聂隐娘》《三城记》《终结者：创世纪》四部电影。巧合的是，这四部电影分别由大陆、台湾、香港及好莱坞主创，恰可以让我体会四种电影叙事文化的异同，也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缺少的到底是什么。

必须承认，《烈日灼心》对我来说是粒“怪味豆”。在娴熟的影像语言中，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却像脱了缰的野马，终于堕入臆想的深渊。走出影院，我不禁想，难道导演担心真实的人物关系与情感还不足以打动我们吗？罪犯对自身过错的弥补值得感动，而导演非要给出一个非常牵强的理由，让两名罪不是弥补自己的过错，而是要执着地“求死”。由于未能有效表现辛小丰与杨自道因为导致女孩全家惨死而一直无法解脱的心里煎熬，整部影片的“烈日”是有了——片中警察对寻找真相的执着，正可以代表法律在社会上的“烈日灼人”；而“心”却飘忽不定，甚至被任意涂抹与拔高。有了情节却失去了人心与真实；有了精彩的画面与节奏，却在结尾“狗尾续貂”，这种反差在我看来既是长期以来一些电影“主题先行”的流弊所在，也体现了主创者对平常人罪恶与救赎的不自信。过于拔高，反而显得虚假。

《刺客聂隐娘》在我看来是部文化精品，已超出了电影的范畴。这部电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着与整体浑然不可分割的风格与内涵，每一帧镜头里都流淌着文化与美学的意象。这种含蓄隐忍、点到为止的风格，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导演侯孝贤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与发扬。《刺客聂隐娘》里有着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凝结与反观：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消长、时机的把握……片中连绵不断的静默与凝固，为现代观众提供了一种以摄影机镜头近距离观照古人生活的角度；这种无比贴近的真实感，赋予这部电影难以被“消费”、只能静默欣赏的文化品质。

《三城记》讲述的是风雨中漂泊、颠沛中含笑的移民故事。由曾执导过《岁月神偷》的女导演张婉婷编剧导演。一个被无数次演绎过的战火离乱的故事，在张婉婷的执导下充满质感，人物蓬勃的生命力喷薄欲出。刘青云在美领馆厨房因为劳累而忍不住大声抱怨、与领事儿子共唱京剧《秦琼卖马》的镜头，令我体会到作为移民城市的香港早年那种满溢的奋斗精神与各种文化的交融。香港700多万人口，大概每一个人祖上都有这样一番颠沛流离、历经奋斗的历史。京剧《秦琼卖马》所表达的，既是这种移民社会最初的悲凉与无奈、挫折与奋斗，也是中国传统珍爱旧物与故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消费社会“即买、即用、即弃”的席卷下，早已不复存在。《三城记》中人物命运在三城间辗转，诉说的既是转换，也是连接。

好莱坞大片《终结者：创世纪》，故事简单直接、精神向上、动作特效与画面精彩。看着“虽然老了，但还有用”的施瓦辛格依然在忠心耿耿地保护着“未来人类领袖的母亲”莎拉·康纳，看着他准备与邪派同归于尽时脸上的柔情，看着身材娇小的艾米莉亚·克拉克扮演坚强勇敢、拥有先知能力的莎拉，不断为保护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各种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决定……我脑海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这样的电影看多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变得像主人公那样勇敢。”这也许高估了电影对人格的塑造能力，然而好莱坞电影不断打造的“拯救地球、人人有责”的影像，却像一种不断进行强调与重复的价值观，既塑造了美国及好莱坞大片的文化形象，也对美国人的文化性格及对自身的文化想象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诉说以不同的人物形象为载体、不断重复而在全球仍有市场，个中原因除了好莱坞掌握了电影艺术最重要的技术与想象力这一端，也与其所诉诸的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共同担忧及对自身价值的深层追求相关。电影作为文化产品，不能回避“价值观”这个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问题，这也是一向坚持“政治正确”的好莱坞大片可以牢固占领全球市场的原因之一。

而在我们很多电影创作背后，缺少一种价值观与审美精神。审美就是《刺客聂隐娘》中，你认为含蓄隐忍静默、此时无声胜有声是美的；在《三城记》中，你认为乱世中的陪伴与等待以及一种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是美的；在《终结者》中，你认为人物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美的。罪犯的心灵救赎也可以是美的，但前提是，那是一种真实的救赎。

看完这四部电影，我感觉叙事乃至人物的真实性、共鸣性仍然是我们今天电影创作最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