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电影的煽情成瘾症

任明

8月14日去电影院看了去年搞出不少动静的《八佰》点映场，没想到看过以后的感觉是，这部电影其实不应该采取点映策略，而是应该借去年种种“风波”所积攒的知名度与观众的饥渴度，在全国一次性大规模公映，以实现票房收益。

《八佰》给我的感觉是，导演对他所拍的事件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与感受，而只是抓住“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个题材金矿，在其中堆砌自己对所谓“国民性”的理解，对戏剧性的迷恋，对文化符号与诗意象征的生拉硬套，对上海这座城市曾经的繁华与市民气质的刻板印象，以及对演员与人物的任意而为。点映场结束的这个周末，一些公众号在不遗余力地替这部电影宣传着，然而所谈内容总有一种以“电影周边”取代“本体”的感觉。在我看来，一部充满迎合与煽情气息的作品，终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最需要的。

《八佰》讲的是1937年10月26日到11月1日期间，淞沪会战在上海市内的最后一场战斗“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故事。当时为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其他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国民党政府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留下第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营长为杨瑞符，并特派副团长谢晋元作为现场最高长官，与日军作战。该营在抵达四行仓库时据说只有414人（一说423人），但为鼓舞市民士气，也为迷惑日军，谢晋元对外宣称有800人，这是“八佰壮士”的由来。

作为一个“虚假”数字，电影原本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真实描摹与对人物的生动刻画，让这一事件在大银幕上获得生命力，至少为历史留下自己的话语；然而在《八佰》中，我们所看到的的是，编导将这一时代风雨中的悲壮与献身，解构成对小人物心理的津津乐道，人物对求生的渴望压倒了内心的道义与承担，具有表演性质的贪生怕死与热血牺牲，对视觉符号的恋恋不舍与畏手畏脚——如果说后者是出于对审查的担心与敏感的话，前几项却只能归咎于创作思维的混乱。影片对人性表现的“符号化”倾向，显示了导演对真正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及其中的人物并无兴趣。张译扮演的“老算盘”的贪生怕死、姜武扮演的东北兵的胆小——片尾军队撤退时他一个人到楼顶独舞，显示了一种精神病患者般的浪漫；王千源扮演的兵油子、欧豪扮演的被抓“壮丁”的湖北中产人家男孩——在他临死之前，导演安排人将他弟弟拦在一旁，咫尺天涯，硬是不让两人互相看上最后一眼。这一安排的必要性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的感受是：如果我是欧豪，大概化作厉鬼也要回来找你们这些拦住我弟弟、不让我临死之前看上他最后一眼的人。

这就是本片很多情节所给我的感觉。人物常常是莫名其妙就消失了——譬如欧豪的叔叔“老葫芦”；或者是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譬如谢晋元团长，在部队进驻四行仓库以后的数场戏中，观众几乎没有看到谢团长的影子。通过不断表现杂牌军的形形色色与贪生怕死，观众可以明显感受到导演在努力表现人性，然而这一纷繁人性与影片中所要表现的事件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敢死队员陈树生身上绑满手榴弹跳下六楼，与试图炸楼的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在本片中被一带而过；导演对21岁的真实英雄未做刻画，反而描写了李晨扮演的山东兵绑好手榴弹准备排队跳下去——像跳水一样；在跳下去之前，他带着春游般的可爱笑容，让欧豪帮他“绑紧点”。

最终，也许是因为李晨的戏份还不够多，李晨没有跳也没有死，在阻止欧豪临死前与弟弟见面的情节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影片中无厘头的地方还有很多。譬如淞沪战争爆发后一直是88师师部所在地的四行仓库，为什么连一根电话线都没有，要让青帮分子和赌场小开前仆后继地为电话线献身，令人想不通。这根电话线所起的作用，影片中再无任何表述。观众当然可以想象电话作为通讯工具在战争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然而在既符合史实、又可以体现电话作用的关键情节之中，导演非要安排一名军官潜入仓库，当面对谢团长晓以大义，表达无可奈何的悲情。看完电影之后，你很难不意识到华谊也是一家演员经纪公司。

似乎生怕辜负上海这座城市鱼龙混杂的历史与美丑兼有的人性，导演安排赌场女老板先是一言不发地献旗，最后又豪气万丈地拎出两箱抗生素。民族文化符号由租界里的京剧戏班从看热闹到击鼓为对岸加油来表现；生拉硬套的诗意，由仓库里无缘无故的白马及其无缘无故的脱缰游荡来表现；个体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由欧豪在弟弟的想象中化身为赵子龙来表现……可能是担心这些还不够观众来解读的，李晨随身带着驴皮影，在战争的间隙，他为大家表演了一段皮影戏，清唱了一段戏曲。类似的情节与元素在影片中越堆越高，离地面越来越远，终于使得那面好不容易插上去的青天白日旗不仅看起来虚浮，也完全不靠谱。

“八佰”，变成了一个彻底虚拟的数字，让我感到去年的所谓“风波”，不过是虚妄而已。

原文将于2020年8月24日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题为“《八佰》得失录”，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