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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文化拼盘与巩俐的眼神

 

2020年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自91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以后,遭遇褒贬不一的两极评价,票房也差强人意,迄今只有2亿多元。在故事发源地未能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对迪士尼这个“IP造钱工厂”及其这些年在“花木兰”身上所投入的心血与金钱来说,大概会有点遗憾。从1998年一炮打响的动画片《木兰Ⅰ》、2004年续拍的《木兰Ⅱ》到2020年采用全华人明星阵容的真人版《花木兰》,迪士尼对该题材的开发可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动画片中的个人成长与个人主义,到今天女性为争取自己的平等位置而战,这种“政治正确”可说是迪士尼多年来成功的法宝——然而仅有“政治正确”显然无法满足一国观众欣赏有关本民族的故事的需要。

从《木兰诗》的原文来看,那位生活在公元4-6世纪之间的无名作者的口气虽有赞赏,但无疑认为自己所写的不过是一个平常而世俗的故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处:“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一个人突然离开父母、踏上征程的孤独感;“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士们不仅与敌人、也在与自然的严酷作斗争——遗憾的是,目前几部作品都没有传递出这种孤独而萧杀的感觉;木兰归家时家人的忙碌与欢喜:“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这是一幅令人心情愉快的日常生活场景,巧妙交代了木兰不仅父母双全,还有姐姐和弟弟。不知何故,现今几部作品先后改变了这一设置:在迪士尼动画片中,木兰是父母的独生女;在香港导演马楚成2009年拍摄的《花木兰》中,木兰母亲去世,与父亲相依为命;2020年迪士尼真人版中,木兰有一个妹妹。可以想象,如果保留原诗中木兰有姐姐和弟弟的设定的话,更能体现她的勇敢与特立独行:因为在比她年长的姐姐和身为男性的弟弟面前(虽然弟弟当时尚且年幼),她仍然愿意挺身而出,肩负重担。这种不加计较、甘愿自我牺牲与付出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品格中的瑰宝。几部作品的设置都改变了这一点——也因此弱化了木兰这个人物的民族性格代表性与情感深度。

就这一点来说,2020版《花木兰》在结尾处突出了“孝”字,为更好地理解“木兰替父从军”的情感本质付出了一定的努力——虽然是标签性质的理解。影片英文台词将“孝”解释为“Devotion to Family”,与中国“孝”字的本义并不是一回事——但用来解释木兰的行为无疑是恰当的。

也许是因为在动画片的基础上进行改编,2020年真人版《花木兰》给人的感觉是“卡通化”,“概念”大于“人物”和“故事”。中国观众对此片感到不适(豆瓣评分4.9分),大概与这种“卡通化”有关——作为观众,我们希望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奇人物有关的故事,能够得到最细腻的表述,唤起最强烈的共鸣。虽然很多本土导演也做不到这一点,但这部来自好莱坞的电影无疑只摆出了一个拼盘:它所隆重推出的“忠、勇、真、孝”四大美德,虽然值得拥有,但无疑并不解今日观众之渴——更毋论这些美德在电影中只停留在口号及概念图解般的演绎上。观众可以接受动画片的夸张与概念现行——因为动画片里的世界原本就是通过概念构建起来的;但真人作品的概念图解与主题先行却很容易引起反感——这大概与观众对银幕上的真人往往有一种代入感、因此追求真实自然有关。影片将花木兰隐瞒自己“女扮男装”的身份作为对“真”的冒犯,这一情节设计削弱了故事的根基:“木兰替父从军”表述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是勇气之“真”,导演将其与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认可”混为一谈,破坏了故事的逻辑与精神。

虽然冷兵器时代的“忠勇真”与现代人所重视的品德有点相距遥远,但女性主义的话题却永不过时。巩俐所扮演的女巫仙娘,在影片中作为花木兰的“对照物”出现,在观众中唤起的共鸣大概要远远超过那些“忠勇真孝”的道德符号。仙娘与木兰一样,身上都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神秘力量——“气”,她因此被族人驱逐,为报复或是寻找栖身之所,投奔了柔然军的首领;在看到和自己同样异于常人的花木兰的力量有了用武之地之后,她毅然替木兰挡了一箭,黯然死去。虽然巩俐在片中的造型并不讨喜,然而她在对木兰产生惺惺相惜之情之后的眼神却非常打动我——那是满怀善意也满怀伤痛的眼神,令人看到了巩俐女皇般的演技。

面对好莱坞这份五彩缤纷却浮于表面的大拼盘,中国观众当然会有一种隔靴搔痒般的不满——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文化、历史、人物与生活被人曲解了、表面化了、符号化了;但打动人心而又切中肯綮地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可能是怎样的;可以是怎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9年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虽然当时也遭遇大量差评,虽然有着烂俗的感情线,但其对花木兰12年征战生涯的想象,想象其如何在男人堆中成长为带兵打仗、深受爱戴的将军,无疑是令人感动而具有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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