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4年雅琳与我谈起她正在策划一套有关城市文化史的翻译丛书时，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并试着推荐了几本与伦敦有关的书，因为版权与体例等原因未果。当2015年她拿下英国著名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Thames: Sacred River的版权并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时，我表现出一个热爱文字并且对翻译工作感兴趣的人应有的热情，雅琳于是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其间她经历了怀孕生子，组织出版了柏林、伊斯坦布尔、威尼斯和孟买四本城市文化史的译著；我在未取得任何成绩的背景下（除了在2017年交了译稿），自我感觉（内心）经历不少，收获颇丰。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当2020年疫情期间（现在回首竟然也彷如隔世），雅琳在微信中告诉我说这本书马上要付印出版时，我正如俗语所说的，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如今这本装帧漂亮、典雅大方、厚达529页的《泰晤士：大河大城》放在我面前，除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辛苦、与两种文字的搏斗重泛心头，我更想以译者的身份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两个主要特点。

首先是阿克罗伊德的文字很优美。当我第一次拿到英文书稿时，就被作者优美的文笔所吸引，有一种迫切想要将其翻译成中文的冲动。阿克罗伊德在书中打造了一种流水般的、既连绵不断又简洁明晰的表达方式。这使得他的一些句子会像流水一般长与复杂——这一英语写作的特点，一向是中文译者要与之展开搏斗的主要障碍。我试着传递那种流水般的绵延感。很有可能我失败了。这要留待读者评说。书稿中保留了这种搏斗的痕迹。但本书的文字风格，主要是简洁、明晰，以及一种讲故事般的娓娓道来。阿克罗伊德出生于伦敦，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流过这座城市的这条河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那不是一种童年时在河边玩耍或下河游泳那样的感情。在他笔下，伦敦的泰晤士河是广大、深沉而怵人的。那是帝国的河流，也一度是黑暗与死亡之河。

也许是出于这种庄严感，作者以一系列数字开始了对泰晤士河的描述：“泰晤士河长215（约346公里）英里，可以通航的长度是191英里（约307公里），是英格兰但不是大不列颠王国最长的河——英国境内的塞文河比它大约长5英里。”在列举了亚马逊河（世界第二长河全长约6400公里，）、密西西比河（世界第四长河，全长约6262公里）和长江（世界第三长河，全长约6397公里）的长度以后，作者说，“但它们都没有像泰晤士河那般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

这是在本书第105个字（译成中文后）时出现的一个句子，读到这里时，我停了下来，对作者的声言持保留意见——正如大多数读者大概也会做的那样。泰晤士河是全世界最受关注的河流吗？这是一个很难被“证明”或“反证”的断言，虽然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泰晤士河的辉煌历史。看完这本书，你也许会发现，作者的目的达到了。在他的笔下，泰晤士河古老而无言，承载着历史的脚步与人类社会的悲喜剧一路前行，奔腾入海；其古老与丰富，正如诗人丁尼生所言：“宛如在睡梦中移动，太过满溢而不能发出声音与泡沫。”阿克罗伊德笔下的泰晤士河，也仿佛是一位静静躺着的巨人，有着无比的忍耐与包容力：“船过了纽布里奇以后，泰晤士河变得更宽，也更深，静静等待着新的变化。”位于牛津郡西部的小镇纽布里奇为什么会给泰晤士河带来这样的变化？其中与地理、历史等有关的原因也许会很复杂，但作者的解释已经足矣：“牛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那里你可以回望上游，思考泰晤士河安静的起源，也可以朝下游看去，凝望即将到来的伦敦的广大。”这条古老的河，是亘古的纽带，也是大千世界的化身——而伦敦在另一侧赫然在望。

阿克罗伊德是一位爱河之人。除了尽心罗列古往今来的诗人、画家、作家乃至历史学家对泰晤士河的描述与歌颂（本书这部分内容非常精彩），他还会以细腻的文笔描写在河上与在陆地上的不同感受：“当你出发到河上航行时，某种程度上，你变得与周围的世俗世界相脱离。世俗世界变得比实际上更为遥远，就好像在从陆地到河流的过程中，你也穿越了其他某种边界。”他热爱大自然的光影变幻，在他笔下，河岸的色彩就像在电影镜头里一样生动：“河的上游有绿色的河岸，零碎而不单调；河中总是有接续不断的色彩与明暗，其微妙的变化起伏就像是安静流动的河水一样——从最浓郁到最清淡的绿色。这些色彩如波纹一样荡漾，缓缓展开、分离，又消融在彼此之间。”这种可以牵动记忆与感官的文字之美，是阅读本书的奖赏之一。

“……在小船与平底舟、梅朵港的体育运动及宾赛的河边野餐会的包围下，河面微风吹拂，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然而随后随着光线的某种变化，河水开始变成暗绿色，被植物包围着，就好像是丛林之中的河流……”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了长江。在我的记忆中，长江还没有被谁这样生动而富有概括性地描述过，但它同样值得被描述及拥有一部“传记”。

其次是这本书以一种既冷静又饱含情感的笔触，为泰晤士河及围绕它成长起来的那座著名城市，撰写了彼此依靠、互相成就的历史——“没有人会否认泰晤士河对伦敦的至关重要性。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贸易，同时也带来了美、肮脏、财富、悲惨与尊严。如果没有泰晤士河，伦敦这座城市就不会存在”。美、肮脏、财富、悲惨与尊严，这本书都进行了讲述，姑且以肮脏与悲惨为例。

题为“污秽之河”这一节，在我看来，有着全书最为惊心动魄的描述。阿克罗伊德以文字为铲，翻滚着那些令人生理不适、但又栩栩如生、货真价实的文字。其中有些出自国王之口——1357年，爱德华三世表达了他对泰晤士河的不满：“粪便和其他脏东西在河岸各处不断堆积……废气和其他令人作呕的恶臭从那里散发出来。”河里的脏东西包括腐肉、残渣、粪便、内脏、废物、废水和垃圾……还有“死猪、死狗、死猫、被剥了皮的马”和“马厩里的粪便、动物内脏和垃圾”。“布丁巷”，不是根据某种可口的食物命名的，而是指从那里被装卸到河上“粪便船”的“粪便布丁”。当时为泰晤士河所散发的臭气所苦，议会大厦的窗户需挂上浸着氯气的窗帘。即使是这样，财政大臣还是在某次会议中捂着鼻子落荒而逃。想到河上游览的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也曾经被河上令人恶心的气味逼回岸边。这是触目惊心的肮脏，也是触目惊心的历史陈述。仿佛担心读者未能真正领会泰晤士河当时的惨状，阿克罗伊德又以自己的文字做了如下表述：“世界上最大城市的粪便和垃圾，流进了泰晤士河。300万人使用过的污水在潮汐中冒泡——泰晤士河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敞开的下水道。”

还有悲惨。虽然泰晤士河上游的风光，到现在还给人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到了伦敦境内就荡然无存。19世纪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一书，对城中依靠河流为生的人的悲惨状况进行了描述：那些大清早聚在码头入口处等待打短工的人，“有的穿着做工粗糙、胳膊肘开线的外套，脏衬衣都露了出来；有的穿着油腻腻的运动夹克，脸上长着红丘疹……”以在肮脏的河水中捡拾煤块、铁块、漂流木或是靠其他“幸运发现”度日的“泥雀”们，大多是儿童或是上了年纪的妇人，“带着一种悲惨的迟钝表情，他们啪啪踩着烂泥，在急切地四处窥视时，身体也向前弯着。”“他们当衣服穿的、难以描述的破烂之物几乎遮不住半边身体，身上沾着河里的烂泥，破旧的衣服上也沾着各种烂泥，硬得像硬纸板。”

这个时期的河边住宅，也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悲惨：“街道衰败，散发着黑暗与恶臭的气息，偶尔有玻璃已经破碎的煤气灯支架高高挂在潮湿的墙上。……两侧到处都是酒馆、当铺、妓院和租给水手的廉价房屋。”1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了一篇题为《伦敦的码头》的散文，描写泰晤士河两岸如何“成排耸立着昏暗、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仓库。它们挤在满是平坦而粘滑的烂泥地面上……桅杆和烟囱后面，是一座凶险而低矮的、由工人住宅组成的城市。前方，吊车和仓库、脚手架和储气罐一起在岸边组成了一副建筑物般的骨架”。当时仍然作为“帝国的河流”在流淌的泰晤士河，在女作家眼中，是一幅“忧郁阴沉的景象”。

当然，对那些以资本、天赋与勤奋与这条河共同奔流的人来说，泰晤士河大多是财富与机会的象征。18世纪20年代，在泰晤士河边拥有一家瓷砖加工厂的丹尼尔·笛福计算得出，任何一天，在泰晤士河上都有2000艘左右的船只在往来。对他来说，“银色的泰晤士河”确实是“银色”的，是流水般的钱币穿过伦敦的心脏。

1665年通过船上的老鼠传播到城里、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的大瘟疫，1666年在北岸整整烧了四天的大火，“二战”期间德军对两岸不间断持续了57个晚上的1400次袭击；上个世纪50年代河流“被遗忘”，南岸成为“绝望与耻辱的代名词”；新世纪新的复苏形式：过去的废弃码头，现在是新的金融中心与公寓楼社区；过去为船坞所开凿的运河，现在变成了游艇码头；搬走的以及重新回归的工业……伦敦与泰晤士河的故事，在阿克罗伊德雄健的笔触与庞杂的资料覆盖下，有如一对饱经沧桑、不离不弃的伴侣，它们依偎在一起，倾听着大海的波涛，也倾听着历史的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