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能进影院上映的农村题材的影片较少，忻钰坤导演的两部长片——2015年10月上映的《心迷宫》和今年清明节期间上映的《暴裂无声》——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以及相对于成本来说堪称不错的票房：《心迷宫》以170万元的投资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暴裂无声》在上映12天之后（4月16日）突破了5000万元的票房。对导演与投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成果。

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成果是在类型片+现实题材的张力中实现的。在《心迷宫》中，如果没有悬疑、多线索叙事这些商业元素，很难想象一部投资170万元、画面质量与人物形象都如电视剧般差强人意的小成本处女作，如何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而届时刚过而立之年的忻钰坤，凭借自己出色的悬疑设置与讲故事手法，令人惊叹其作品的完整性——不“完美”，但是“完整”，这是创作者身上最值得推崇的素质，却并没有几位创作者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

从《暴裂无声》来看，忻钰坤正在沿着他想象的电影世界走下去，并且呈现精彩。与《心迷宫》相比，《暴裂无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其镜头语言与画面的质量。也许是因为专业演员——尤其是姜武、谭卓等“老戏骨”——的表演更能经得起镜头“拷问”，《暴裂无声》中的场面调度及镜头语言丰富了很多，为影片增添了大银幕影像所独有、也需要的质感。影片以长镜头表现冬日乡村的荒凉，以快速剪辑表现人物内心的波动及打斗场面，静与动、空与满相映衬，描绘了一个表面空寂、内在却残酷而动荡不安的乡村世界。在《暴裂无声》中，这个世界很极端，矿主与村长在食物链的顶端，所有的村民位于另一端——被张保民戳瞎一只眼睛的屠夫（也是羊肉馆的店主）说找不到儿子的张保民是“窝囊废”，颇有几分怒其不争又同病相怜的感觉。姜武扮演的矿业集团董事长昌万年内心残忍而外表平易，影片表现他去乡村小学举办捐献仪式，拒绝校长所安排的与学生见面，只是叫来记者为他与校长合影为证……拍照前，他大口吃西红柿时汁水滴在了驼色大衣上；拍照时，校长的黑色大衣就穿在了他身上……这个细节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但从后面所展示的昌万年的行为轨迹来看，这一幕说明的是：他对乡村学校的捐献只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其自身对儿童与教育既没有感受，也没有期望——否则，他不会放弃这个与孩子面对面、说上几句鼓励的话的机会。从这个逻辑来说，他穿着校长的大衣、而校长只能穿着毛坎肩出现在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之中，无疑表明了他潜意识中的“主人公”心理。因为金钱的无往不利，昌万年潜意识中已经养成了任何场合、任何环境都以自身为主的心理。这是中国当下的一部分暴富阶层的一个很真实的写照。

村长则处于被村民所痛恨的乡村食物链的顶端，这从张保民对其混杂着痛恨、轻蔑与粗鲁的举止中可以看出。张保民是一位喜欢以武力而不是以言语解决问题、身处底层的矿工，当初因为不肯在村里的集体转让协议上签字，遭到村长与村民的集体反对，屠夫更是因为指责他影响大家利益、逼他签字而在打斗过程中被张保民打瞎了一只眼。然而瞎眼的屠夫在数年之后竟然对张保民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屠夫对张保民的印象是如何改变的……这些影片中都没有交代，但却以隐藏的笔触为故事内涵增添了厚度。影片中的村庄，除了在集体逼张保民签字那场戏中可以看到村民的身影，在其余镜头中，人物几乎都是孤立的存在：村长几次出现，都是一个人；和张保民的妻子翠霞一起出现的，只有其母和一位好心的邻居——这位邻居是导演对淳朴乡村情义尚存的银幕留笔，以作为对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及乡村传统的呼唤；张保民在回乡、寻找儿子的过程中都是一个人，除了在打斗戏中作为或自保、或奋击的存在——而村民在这时则变成了或为自身利益、或为共同体安全的，以集体力量示人的“群体”……与《心迷宫》中中庸诚恳、受到村民拥戴的村长不同，《暴裂无声》中的村长无疑是割裂村民与其真正利益、因此也割裂了整个乡村社会的始作俑者。

律师是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典型，专业、懦弱、自私，为维持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生活，出卖良心与原则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影片表现他在自己女儿失踪后焦急不安而对张保民儿子的失踪无动于衷，直到最后也不肯说出真相，这一幕，是我们这个社会日趋“阶层隔离”的一个象征：因为贪婪，有钱人昌万年不在意、也不会体会他人的痛苦；为了自保，律师徐文杰也只会选择忽略他人的痛苦。在这种为了自身利益、只顾眼前的“隔离”中，乡村及其他世界正在溃败。

作为犯罪悬疑片，《暴裂无声》类型片的商业话语驱使导演赋予人物与事件以极端的色彩，但在这种极端色彩中，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逻辑，让我们看到并正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