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在去年摘下金棕榈、今年又获奥斯卡四项大奖之后在国内再掀评议风暴，赞成其实至名归与认为奥斯卡和戛纳都失了水准、向民粹、向商业妥协的人再一次为自己的立场展开辩护，乃至一篇搞笑改编的“你若光明，奥斯卡便不黑暗”的劝慰文在社交媒体上被不断转发。

奉俊昊深谙商业电影的法则。在即使是半地下室的逼仄中，他所呈现的也是一个明亮、温暖、不乏俗世的快乐与享受的世界。此片乍一看很像前年大火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执导的《小偷家族》，虽然看下去之后会发现两者全然不是一回事。影片中只有前管家丈夫欠债藏身的富人家的地下室才是真正的黑暗，然而这一黑暗之所细看下来也有令人感到温暖的物品与细节：图书、罐头、照片、结婚证……无论是基泽一家所寄身的半地下室，还是朴社长一家由名设计师打造、对外界筑起高墙的豪宅，主人公所处环境的世俗与温暖，与影片中所揭示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互欺与互相残杀，具有强烈的对比效果。朴社长因受不了久居地下室的人的气味、因“掩鼻”这么一个小动作而被刺死，这一结局近乎讽刺，却尖锐揭示了只在意自己的利益、只注重保护自己的世界的所谓“幸福生活”是多么脆弱而不堪一击。导演不动声色地铺垫了走向这一败局的富人诸多“精致无瑕”的生活细节：下人出了问题不要直言，“找个理由打发走”——却全然不考虑所找理由是否可信及被辞退之人是否会产生不公平感；为了表现自己道德上的“清白感”——其实是一种对他人不负责任的伪善——富人在事实上冤枉了他人，进入一种负面循环。儿童昏厥后不能错过最初最宝贵的15分钟，朴社长和朴太太力求遵守这一常识，却在这样做的时候全然忽视了还有另外两位血流不止、躺在草地上奄奄一息的人：仿佛他们只是草芥，仿佛他们全然不存在。这是足以说明一切、也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奉俊昊以电光火石之笔，表现了灵魂被刺痛所爆发的巨大伤害力。

并非是要让人心岌岌可危，而是让我们从各自的立足点出发，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寄生虫》对底层并无褒扬之意。影片第一个场景就表现了这一家人的不求上进、对地下室生活的麻木不仁。基宇发现手机无法蹭网之后，妹妹基婷让他换密码试试，妈妈忠泽踢了正在睡觉的丈夫一脚，让他想办法；在爸爸的指导下，基宇在马桶处的天花板那里发现了wifi信号……在折披萨盒时，尽管窗外在喷洒消毒剂，爸爸基泽却为了给家里杀虫而让子女不要关窗；在消毒剂的气雾弥漫中，他像顽强的虫子般兀自折着纸盒，而一家人折完的纸盒竟然有1/4不合格。“折披萨盒”这个细节显示这一家人的公德心、工作态度和工作水准都有很大问题。在暴雨淹没下层街区那场戏中，同样住在半地下室里的一位邻居举着自行车，让基泽帮忙抬一下，近在咫尺，基泽看了一眼却像没看到似的继续往前跑……在他人需要帮助之时，基泽并无援手之谊，这显示了他作为底层人，在道德情操上未必比他所憎恨的上层人高尚。当儿子问他对被绑在地下室里的前管家夫妇有什么计划时，基泽对他讲了一通“做人就得没计划”的大道理。基泽曾经开古早味蛋糕店失败（前管家的丈夫也是因为开古早味蛋糕店而欠下高利贷），这一经历也许给了他“人生绝对不会按照计划来”的感慨，然而将杀人、卖国视为可随机而行的行径向儿子宣扬，这种基本道德感的丧失令人心惊。基民兄妹俩的道德表现可说是与这种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影片表现了基婷和妈妈准备找时机到地下室去给被绑住的两个人送点吃的，但因朴太太打岔而作罢，令人感慨命运的因果因缘。

在为影片打造了一个细节饱满、岁月静好、观后却令人痛彻心扉的世界以后，奉俊昊以一个梦境般的结尾，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根源及其永无止境的循环。片尾没有工作、没有考上大学的基民定下一个“根本性”计划，“我要赚钱，赚很多很多钱……等赚了钱，我会买下那幢房子，而爸爸你，只要走上楼梯就行了。”在一个除了金钱以外别无追求的世界里，有钱阶层与无钱阶层必然会相残，而这一切，也必然会无尽轮回——尽管以韩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基民要努力工作547年才能买下那栋房子。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是影片叙事之外对韩国社会的一个影射。

电影中朴太太一家的优越、自我保护、对他人“不越线”的要求，建立在由金钱所划分的“服务标准”之上，而这一切在平时也大多被接受、被视为有钱人家应有的“做派”。然而受广告等大众传媒引领、在消费主义的浮华下建立起来的美好生活，经受不住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接触与碰撞。可以说，在金钱至上的世界里，金钱将变成一只巨大的怪兽，吞噬寄生在其上的一切——无论是穷人也好，富人也好。这，也许就是《寄生虫》所要告诉我们的警示。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此片是以商业片的“明亮之镜”，照出了“黑暗之源”。

精于影像语言的奉俊昊其实已在海报中透露了这一信息：画面上基泽一家和朴先生一家，都被一道黑杠或白杠遮住了眼睛。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笼罩下，他们都是盲人。

原文刊载于2020年3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