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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肺癌晚期,分居在纽约、长春和日本某城市的家人决定对其隐瞒病情,以举办一场婚礼的名义实现家人最后一次团聚的愿望,是为The Farewell”(“告别”),中文片名“别告诉她”。这部16日获得美国金球奖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奖的影片110日在国内上映后,只斩获400万人民币的票房,与其在海外1900多万美元的票房及各大媒体众口一词的好评相比,这部讲述华人亲情故事的影片在国内遭到的冷漠令人感慨。从宣发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与内地主流票房市场的诉求确实有较大距离:主演奥卡菲娜是美国冉冉升起的亚裔演艺新星(中韩混血),但中国大部分观众对她一无所知,对其所从事的脱口秀与说唱乐也兴趣寥寥;影片虽然细节真实但主题是颇为俗套的中美文化差异及中国人的家庭观问题,国内观众基本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也不关心一位“ABC”(原指美国出生的华裔,该片导演王子逸6岁随父母迁居美国)女导演的观察与体验;影片虽不乏跨文化视角下带有夸张色彩的喜剧时刻,但主调是移居海外的华人对文化之根的探寻与肯定,而这一视角并不为留在国内的大多数观众所理解与分享。

然而与2018年在北美取得2.38亿美元票房、但在国内同样走了“滑铁卢”的《摘金奇缘》相比,同样为全亚裔主演阵容,前者浮夸、游戏、炫富,《别告诉她》的本质却是对本土情感与生活真实的忠实。投资达3000万美元的《摘金奇缘》就像是一部山珍海味、跑车别墅、俊男美女尽情奉上的“献给眼睛的冰淇淋”,在满足西方对“亚洲富豪”的奢靡生活的好奇与想象的同时,亚裔创作者自身也在大银幕上过了一把文化想象与商业诉求相结合的瘾——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导演朱浩伟,成功地为西方“灰姑娘”的经典叙事换上了东方面孔。该片在美国主流市场大受欢迎,为亚裔演员及华人文化在好莱坞的呈现提供了突破性范本。但本文想探讨的是票房不及《摘金奇缘》的《别告诉她》,其IMDb7.7 VS 6.9)、“烂番茄”(98% VS 91%)和豆瓣评分(7.3 VS 6.1)都远超前者,其中的原因何在?

《别告诉她》讲述31岁的纽约女孩碧莉6岁随父母移居美国,在得知奶奶身患绝症之后,自小随奶奶长大的碧莉刷爆信用卡购机票回国看望,因家人决定对奶奶隐瞒病情而产生内心冲突的故事。该片取材于导演的真实经历,在略带夸张的人物冲突与言语方式之下,处处是国内观众耳熟能详、默会于心的细节与场景:走出机场的碧莉所面对的蜂拥而上的出租车司机、姨奶在要对姐姐谎说病情前的屏息准备与内心默演、一家人聚餐时的唇枪舌剑、对移民后是否还是“中国人”的争论、宾馆服务人员得知碧莉来自美国时追问“中国好还是美国好”的好奇与执着、碧莉拔火罐后对镜自照的好奇、陆建在婚礼间隙对姨奶多年付出与将来生活的关心、姨奶对此的平静以待……片中还有诸多写实、投射了跨文化的眼光与好奇、或饱含诗意的镜头: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空楼、抹去童年记忆的新建广场与开发区、在孔夫子的石像监督下子孙们雇人哭丧的出殡场景、婚礼上的笑容与泪水、热闹的街市与诡异空洞的新建宾馆、美国街头的一次吐纳呼吸与家乡树鸟的飞起……有观众认为这些镜头表达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但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事实,至少是一些城市的事实。影片中的姨奶由导演现实生活中的姨奶扮演,其原生态的演技在一班专业演员中毫无逊色,导演对此片的诚恳与用心令人感动。片中的奶奶是一位参过军、打过仗、家中大事小情一把抓的女强人形象,她对碧莉与孙子的爱是见微知著的,也因此,木讷而不善言辞的浩浩在自己的婚礼上哭得一塌糊涂,被姨奶解释为“喜悦的泪水”。据说日本也有这种向患病亲友隐瞒“坏消息”的做法,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浩浩相识三个月的日本女友爱子虽然听不懂一家人在说什么,却始终挂着乖巧温顺的笑容,服从着各种安排,包括婚礼……影片中有一个她在宾馆走廊向未来公婆的背影鞠躬行礼的镜头,公婆走进房间后,她仍不放心地探出身来,再一次确认并鞠躬。这一小细节令人莞尔。除了奥卡菲娜,浩浩和日本女友这一对演员将久违故土和初到异土的拘谨与尴尬表现得青春自然,有效地调解了影片沉重的情感基调。扮演碧莉母亲陆建的林晓杰在出国前曾主演过《幸福不是毛毛雨》等影片,在《别告诉她》中,她将一位经历了异乡奋斗、在中美文化夹缝中挣扎、心直口快而讲求公平的中年女性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其直问侄女“美国不好,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儿子送到美国去”的直白,显示了她对一些国人言行不一的不认可。这些在生活中、在家人间真实发生着的争论,被导演真实坦白地表现了出来,我认为是难能可贵的。

影片主题借大伯之口进行了表达,虽略显生硬,却体现了导演对这一问题不吐不快的坦白与探讨:“你们把生命看做是个体的,这正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问题。东方人把生命看作是集体的,家庭、社会。你想告诉奶奶实情是因为你怕担责任,因为这个责任太大了,如果你告诉了她,你就没有负担了。我们之所以不告诉她,就是为了分担她的思想压力。”碧莉认为应该将病情向奶奶实言是因为她认为奶奶“有权力知道”,“要是她有事情要做呢?”“要是她想说再见呢?”这一对个体权利与责任的分歧确实体现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人认为人可以、也应该为自己的事情负责,无论这个人是多么重要或需要帮助的家庭成员;而中国人则认为当危机降临时,家庭成员应该联合起来度过危机,并且愿意为所爱的人承担危机。这种代代相传的责任,在碧莉问姨奶是否应该将真相告诉奶奶这场戏中得到了体现。面对碧莉的疑问,姨奶坚定地说,“我觉得现在还不到时机告诉她”;碧莉问,“你怎么知道?”姨奶回答:“我就是知道。”细问之下碧莉才明白,原来奶奶也曾经对自己的父亲做过同样的事。而姨奶对所谓“时机”的把握,无疑是出于朝夕相处、心意相通的默契。

有一些问题并没有真正的答案,文化的优劣也不能单凭理性来判断——人的生活世界并不是纯理性构成。就像在讨论移居海外的二儿子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时,奶奶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就为该议题在情感上做出了定论。就像片尾,独自走在纽约街头的碧莉在人群中看着有些孤单与失落,走着走着她突然站住,面带微笑,“吼,哈”,她按奶奶教她的吐纳之法吐出了心中的一股闷气;而万里之遥的故乡,一树鸟儿应声飞起。

原文刊载于2020年3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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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

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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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以文会友。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是城市文化、文化政策及电影研究。新作《光影叙事与时代风云——上海城市电影60年变迁》,邮箱renming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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