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我是一直想去看的。想去看的原因是因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也对中国导演会如何表现那一段历史感兴趣。在这些“感兴趣”下潜藏着的，是对日本政府为什么至今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感到不解。据说分歧存在于“过程与死伤人数”上。这几乎同时造成了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孜孜不倦、刻骨铭心。事实似乎已经很清楚。《拉贝日记》、亲历者的日记、美国人的调查、美籍华人的调查、中国人的调查都表明了那一段残暴历史的存在。不承认历史，促发了更多想要“证明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努力对澄清历史真相无疑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人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如果对日本的“拒不承认历史、拒不认错”绝不原谅的话，可以说，从这一点上所裂生开来的缝隙只会越来越大，而这是多少个吴清源、多少部《吴清源》也拉不回来的。承认历史与曾经做过的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赢得尊重的前提。一个人、一个国家一天做不到这一点，就一天无法取得别人的信任与原谅。这一点，对所有人、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二

《南京！南京！》开头的几个片断令人失望。我看到了中国电影拍摄场面的简陋、导演对场面把握的缺失。南京！南京！失落的中国的首都，难道是那几块断壁残垣就可以代表的吗？看到那几个不断出现的街巷镜头，让我想起我们繁华热闹、纷纷要打造成旅游景点的影视城、影视基地。我们其实并没有创作的园地，我们有的只是商业与旅游。《南京！南京！》最让我失望的就是并没有表现出一座城的繁华与失落，而是在搭建的布景内妄图做舞台的表演，这样，演员再投入，表演再真挚动人，也不过是一出舞台剧而已——而那四类人、四场戏的结构又多么像一出舞台剧的布局！电影强大的再现现实的能力及“南京！南京！”所唤起的观众对于跨越时空的期待，使得《南京！南京！》在再现历史氛围与场面方面是令人失望的。“南京”在电影中是一座抽象的、搭景似的、几无人烟的城。我们看到了六七个日本兵把孙中山雕像拉倒的寒酸场面。在这里，占领者如一群恶作剧的儿童，“南京”也就不再是那个悲壮的城。把沦陷之下的市民表现得像蚂蚁一样躲在“洞穴”里，把一座城表现得如同空城、鬼城，很难说是符合那个时期的历史事实，也很难说是符合电影表现与故事发展的需要；中国人的绝望与抵抗、偷生与逃命在这部电影里都是支离破碎的。导演在整体氛围的营造与场景转换的把握上似乎有所缺失。

三

然而《南京！南京！》又确实打动了我。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观看《南京！南京！》会让人更“反日”或更“亲日”的说法都有点太武断了。在我的理解中，《南京！南京！》既不是让人反日，也不让人亲日，甚至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这部电影也有点太牵强了。《南京！南京！》毋如说是讲“人情”的——凡庸世俗的人之常情。而人性更多是有关美与丑、善与恶，道德与伦理的深层批判与自省。影片四个主要人物所引领的小小“剧场”中，陆剑雄作为一名战士誓死守城是人之常情；唐先生为了保全家人而出卖了别人是人之常情，虽然他马上遭到了报应被害得家破人亡；姜老师一次次地冒名去救那些即将被抓走、杀害的人是人之常情；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对世事还无任何经验的角川感受到人生的迷茫、空荡而自杀身亡也是人之常情。而这部影片的闪光之处就在于，以人之常情的毁灭表达了战争对人类的摧残。说这是“仇日”吗？在我看来，这是在号召不要再有任何名义的战争。影片结尾处，内心空荡的角川放了胖战士和小豆子，开枪自杀。他的身体滚落在开满蒲公英花朵的山坡下。远处，得知自己性命无忧的胖战士和小男孩开心地笑了，他们头戴野花，奔向希望的田野。这个镜头也许煽情，也许做作，在我眼中却成为一种写意的象征。作为被侵略、被凌辱民族的人民，他们有追求活着的权力，有权力对生命感到欣喜，追逐生之美好；而无缘无故被卷入一场侵略战争的角川，作为侵略者的他，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战”的高度，就只能面临人性的陨灭与生命的坠落。可以说，是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参与者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而为自己的国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的国家与政府，绝对是应该道歉并表示痛悔的。从这一点来说，角川的自杀与其说是导演与编剧的“一厢情愿”，不如说是对所有参与那场战争的日本人的一种审判。“活下来的人应该想一想自己对那场战争、那一场屠杀的责任”，这一点虽然被很多针对该片的人性解读所忽略，却是追求正义与公理、讲求个人责任的现代社会所应该有的视角。

四

战场上身心俱疲、食物匮乏的慰安妇百合子，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活着比死更艰难”。《南京！南京！》在中国电影中有突破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揭露了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而且揭示了战争对发起国的军人和人民所造成的创伤。能够同时从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视角来审视战争的罪恶，其对战争的批判无疑比单单的“控诉”、“仇恨”更深刻了几分。从某种程度来说，《南京！南京！》能够吸引近百名日本演员从日本赶来参加拍摄，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互相了解的开始。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站在“人类”的角度抗议战争并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无疑是一种合理、开放、并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的姿态。

这样的人文立场，在今天来说，绝对是一种“政治正确”；可是，“政治正确”能不能弥补人们坚持寻找道德正义、历史真相的艰难以及遭到否认时的愤懑呢？从《南京！南京！》上映后所引发的种种争议来说，显然还不能。甚至片中的日本演员据说也因此遭受了很大压力。这样看来，电影、艺术究竟要达到怎样的高度才能对现实发展、历史及人性认知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尚需拭目以待。

（发表于《社会观察》2009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