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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4年间我在英国看过3部中国电影,一部“旧片重温”的《卧虎藏龙》是在大学音像阅览室里看的,另外两部是《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和《小城之春》,是和老师与同学在正儿八经的电影院里看的。

鉴于这3部电影各自的命运以及能够得到的评论已经近乎“尘埃落定”,我在这里就写一下当时的感觉及周围人的反应,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跨文化交流”之一斑。

《卧虎藏龙》200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时我在国内影院就已经看过,当时颇为我心目中的玉娇龙与罗小虎在影片中变得暧昧不明与莫名其妙感到失望。我那时是一个不太能体会精细微妙感情与文人情调的人,也没有读过王度庐的原作《卧虎藏龙》,反而读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内流传很广的改写本《玉娇龙》,所以我对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颇能赞同国内一些媒体的 “迎合西方口味”、“故作东方情调”等指控。

实在说来,那样的情感与情调,还真的不是讲求效率与爱憎分明的现代年轻人所能欣赏与理解的。

当时我在英国学的专业有一门初级符号学(semiology)的选修课,老师让我们任选一部电影,分析里面的视觉符号语言。我发现学校图书馆里总共只有两部中国电影,一部是王家卫的《春光乍泄》,一部就是《卧虎藏龙》。因为毕业论文准备写《卧虎藏龙》的东西方接受比较,我就挑了《卧虎藏龙》来做分析,没想到上台念报告那天出问题了!另一组香港同学选的也是《卧虎藏龙》,并且在分析中颇多溢美之词,老师没说什么就让她们下台了。等轮到我和另一位同学登台作分析时,一听题目又是《卧虎藏龙》,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副院长级别的中年教师发作了,她满脸不悦地说:“Today is really my day! I hate this movie!”老师不喜欢这部电影,就把听学生讲述、分析这部电影之日当作她的“好日子”——当然是反语——我对她作为一名老师这样没有修养感觉很气愤,不用她吩咐“快点”——事实是她确实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就面无表情地念完手里的分析材料,回到座位。

我事后写了一封信要向她抱怨,后因朋友劝阻而作罢。我当时也担心因为自己的英语不好而激起她更高的轻蔑之心,就想着化悲愤为力量吧。现在想的是有意见就应该表达,对自己当初的退缩颇为不满。

我觉得很不幸我在“不喜欢《卧虎藏龙》”这一点上和她是一致的。

看《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是200367月间的事,当时学校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的导师吉尔·布莱斯顿女士Gill Branston四十多岁,做过很多电影方面的研究,而我只是一个努力要写好论文,拿到学位的“门外汉”。我不知道她对我的英文水平与电影知识是否都有点失望,但是她仍然很认真负责地指导着我。有一天她对我说,某某日她家附近的“艺术电影剧院”要放一部中国电影,叫《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看。我说好的,心里有点受宠若惊。

从中国到英国,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位老师有过超出课堂以外的交往。

看电影那天我只身前往,老师还带了一位风度优雅的女伴,但是电影结束以后她就先离开了。吉尔邀我在电影院的咖啡厅里坐下,和我闲聊着。她笑着开场——我和我朋友都认为那两个男演员很英俊。那两个男演员,指的是陈坤和刘烨。我欣慰于中国总算也有了几个英俊人物给人看看,一边告诉她,扮演女主角的周迅目前在中国也很走红,可惜的是这部戏的化妆太粗糙了,有的镜头,能够清楚看到周迅脸上“浮”着一层白粉;有的镜头,她显得很疲劳也很憔悴。吉尔表示同意。她笑着问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的是那样?看着她的笑容,我想起了电影里陈坤和刘烨用手去捧起洒在地上的动物粪便,以及当时观众席上的一片“作呕”之声,我做了个鬼脸,说,我太年轻,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当时我英语水平还很差,吉尔还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太听懂,就草草结束。记忆中她并不认为这部电影的艺术水准有多高——巴尔扎克被符号化了,意识形态化了——但是对内容感觉新鲜。

田壮壮的翻拍之作《小城之春》是和一位同学一起看的。当时走到电影院,发现排片表上有ChinaSpringtime in a Small Town 的字样,我就非常“自私”地说要看这一部。同学很随和,就随我。走进诺大的电影厅,发现总共只有6名观众:一对青年情侣挤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一对中年夫妇坐在右侧中间靠后的位置,我和我的同学就乐得坐在影厅最中间的位置。

电影开始了不到5分钟,那对中年夫妇退场了。那个女的边走还边气哼哼地说:“我跟你说要挑一个有点名气的,你说要试试这个,……以后看电影一定要选好莱坞的!”她几乎是拂袖而去。男的默不做声地跟在后面,不知道是怕老婆还是好修养。黑暗中我的脸火辣辣的,气恼中国电影竟然在英国为好莱坞作了一份“广告”。我尴尬地看了旁边的同学一眼。同学声援我似地啧啧两声,以示对那个女的言论的不满。可是接着看下去,我自己也感觉不安起来。印象中这部电影沉闷冗长,银幕上的中国人似乎都动作迟缓、神情呆滞,一副遗老遗少的气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我这位同学的宝贵时间了。

虽然沉闷也许是影片所要表达的时代的现实,可是,普通的外国观众又怎么能明白这一点呢。

我自认并不是艺术探索或者是风格多样化的反对者,我自己也看了很多低成本或者是“小众”的电影,但感觉从来没有像中国电影这样的,在不知己知彼的情况下还一味迎合着外国观众的“思维定势”。在银幕上,我们千百年来都是那么过着,似乎还将那么千百年地过下去。

看完电影,同学见我默不作声,安慰我似地说,‘I like it. I like the scene when they sing in the corridor’(我挺喜欢。我喜欢他们在走廊里唱歌那一幕)。可是明摆着,一个这样的亮点不是每一位观众都有机会——或修养条件——欣赏到的。我请他不要外交辞令,说心里话。好修养的我的同学就说,中国人好像不太了解外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不太懂得推销自己,没有树立对自己有利的形象……

如今回国以后常常能听到“文化产业”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类的名词与口号,我心里就在想,我们既不能像《卧虎藏龙》得奖以后那样,一哄而上纷纷以古装片“申奥”,也不能一厢情愿地留连已经过时了的“中国况味”,而要能站在现代社会的高度,以人类共通的角度,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去宣扬我们的文化与产品。日本这样做,成功了;韩国这样做,也成功了。我们要自信更要善于学习。

 

(2006年旧文重温。重读此文觉得需要增加的一点是:推广机构需要区分能进入商业院线及需要走艺术院线的电影。《小城之春》如果在对文化情调有所期待的艺术电影院线放映,效果应该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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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

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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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以文会友。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是城市文化、文化政策及电影研究。新作《光影叙事与时代风云——上海城市电影60年变迁》,邮箱renming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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