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谈《多元现代性》：他是一步步解构统一的“西方”的概念

　　2014-05-11 童世骏 ibooks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希尔贝克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了解，以及对我们这些中国同事的了解，也可以说是加深了对中国的信任。比方说，“诺奖事件”发生以后，他来参加上海世博会，他一下飞机就拿了一叠报纸给我看，告诉我对这个事件，挪威并不是没有争论的。他告诉我，挪威很多人是批评诺奖委员会的决定的，他自己也发表了批评的文章。从上海回国以后，他又给我写信，说想写一篇文章在中国人读得到的英文报纸上发表，表达他的批评。后来我给他找了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把他的文章登出来了。这样的文章，他是主动写的，我连暗示也没有做过。另外，那次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受到北约轰炸，几个小时以后他就有一封信过来，表达他对北约行动的批评，表达他的歉意，因为挪威是北约成员国，所以他觉得有责任来道歉。

　　但是挪威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是两个极端。从国家人口规模的大小来讲，从国家历史的长短来讲，都是这样。当然，这个历史长短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现行宪法是“（19）82宪法“，再早是“（19）54宪法”，而挪威现行宪法是1814年制定的，今年正好是200年，号称世界上第二古老的仍然生效的成文宪法，最古老的是美国宪法。挪威与中国相比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刚才有人提到的那个挪威杀手，中国人感到不可理解，杀那么多人的这个罪犯，居然只判了21年，前不久还说要在监狱里面要注册攻读奥斯陆大学的政治学系课程，后来还被同意了。上个月还有报道说，这个杀手说要绝食，如果监狱方面不给他的游戏机升级，不给他改善健身设备、增加每个星期的通话时间的话。这种事情在中国大概是无法想象的。但回过头来讲，挪威与中国又是很近的，上世纪初，“易卜生主义”在中国就很有名，前些年我们热议“第三条道路”的时候，虽然我们谈论更多的是瑞典，但挪威显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值得我们关注的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是对“西方”和“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我们经常讲西方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其实“the West”和“the rest”的这种划分，本身是相当西方的。希尔贝克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西方”除了北美还有欧洲，在欧洲除了西欧还有北欧，在北欧除了瑞典还有挪威，他是一步步解构统一的“西方”的概念。

　　希尔贝克的“多元现代性”概念背后，是有一个统一的普遍的核心的，而且他其实很强调这种普遍的统一的核心，他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想说，挪威的现代化要比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既更有特色，也更加标准，挪威的现代化特色恰恰在于它更接近于论辩合理性的理想，更加健全，而英美的现代性是反而更偏了、更片面了。

　　“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这个概念，“multiple modernities”这个概念，是与另外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是“另类现代性”，也有译成“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就是“alternative modernities”，刚刚刘擎提到的；一个是“反思的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更确切些说，是reflective modernity。在我看来这三个概念是递进的，“另类现代性”只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希望非西方地区的现代性有其独特特点，虽然没有说谁高谁低，但是西方中心论的意思其实是很明显的。但在我看来，这是讨论“多重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性”的出发点。第二步才是“多元现代性”，我倾向于译为“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针对这个观念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多重现代性这个概念可以是个描述的概念，也可以是个规范的概念。

　　作为描述的概念，多重现代性可以说是多元主义的现代性观；但是如果对它作规范的理解的话，哪怕是像艾森斯塔德、泰勒和杜维明这些讲multiple modernities讲得比较多的人，最后都是承认在多重现代性当中是有一个规范的核心的，而这个规范的核心是反思性，或者用艾森斯塔德的话来说，是深度的反思性。这种深度的反思性可以说是它作为客观过程是体现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体现在现代科学当中，现代法律制度当中，等等。其实现代政治制度之所以要三权分立，之所以有议会辩论等等，都是反思性的体现。从大的范围来看，所谓“去魅化”也是反思性的体现。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来把握现代性是多样的还是一元的，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有些问题就比较好解决。现在之所以对“普世价值”的说法比较警惕，是因为有人把某一种特殊的形态当做是普遍的，要求只适用于西方的东西强加给非西方地区。但我觉得这是没有正确地寻找现代化的普遍性层面，不是在“深度的反思性”这个层面上去找，而是在一些比较表层的东西中去找，你把这种表层的东西当做普遍性的东西，硬把它用于中国，当然就不对。

　　希尔贝克书中强调论辩的合理性，是深度反思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而论辩的方式又可以说是有民族特点的。刚才郁振华提到的“argumentative India”和“dialectical China”之间的差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冯契先生所重视的中国的辩证法的传统，也是与论辩相联系的，但它使得中国的论辩方式带上了民族的特点。我们要重视这种特点，但不能因为有这种民族特点，就否认论辩毕竟是具有普遍的规则和理据的。其实在这点上我们如果再增加一点反思性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过分强调特殊性，会使得如何面对国内少数民族兄弟成为一个难题。我觉得，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个问题，即怎么面对国内的兄弟少数民族。当我们以一个非西方的大国来抵抗西方强权、来抵制西方人所说的普遍主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转过身来面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呢？

　　论辩合理性是希尔贝克对现代性的理解的核心，但他的理解有两种表达，一种是他说出来的内容，一种是他用来说的方式。他的书里面讲了很多现代的东西，讲了以论辩合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在挪威是怎么形成的。同时他的讲述也是对论辩合理性的实践，他的整个叙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作为一种挪威现代化的经历者、体验者来讲述，而不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方式的反思性又多了一种具体性，他一方面是承认一个很普遍的理论核心，但是这个理论核心的表现形式是很具体的。我刚才用了三个概念，另类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到了反思现代性这个层面又有三个概念，一个是“有办法”，一个“讲道理”，一个“说故事”，希尔贝克的书可以说是用“说故事”来“讲道理”，用“讲道理”来弥补“有办法”。“有办法”是意思就是通常所说的“工具合理性”，从韦伯开始把“现代化”理解为“工具理性化”，描述的是一个片面的现代化过程，只强调“有办法”，而没有看到“现代化”作为“理性化”的过程，还应该包括“讲道理”的方面，也就是论辩合理性的方面，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深度反思性的方面。要克服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片面性，就是把“有办法”和“讲道理”结合起来。注重“讲道理”有助于解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一元性和多元性的矛盾，因为不同语境当中虽然都是讲道理，但所讲的道理、讲道理的方式，是不同的。如何呈现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呢？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就有第三个概念，“说故事”。我不知道在思想史的那个阶段上，在哲学思考的哪个层面上，“说故事”变成是“讲道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在说故事的过程中，你一定要重视具体的情境，要强调情境的具体性，一定要有对细节的敏感性，一定要有高度的自我反思性，因为你在讲自己的故事。

　　希尔贝克的这本书就是讲故事，他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他的国家的故事，一个是他自己的故事。哲学家到了一定年纪，常常用讲自己故事的方式来将他认为重要的道理。一个个人到了一定年龄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讲道理，一个民族到了一定年龄同样如此。希尔贝克讲的是挪威的现代化的故事，一个民族现代化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对现代化过程的反思，大概也是要以这种方式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比挪威短，但中国的历史比挪威长得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内容也比挪威丰富、复杂得多。坦率地说，希尔贝克说的这个故事还单薄了一些，也可能是因为挪威毕竟是一个小国家；甚至可以说，希尔贝克说了有关挪威现代化过程的一个tale，一个童话般的小故事，中国应该有人来说有关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saga，一个史诗般的大故事。

　　（本文根据童世骏教授在“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