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上海秋高气爽，感觉将这两个片名放在一起倒也合适。

这当然不是两部同一个重量级的电影，但它们都不会让你看了后悔，因为它们基本上都完成了自己所承诺的使命。《亲爱的》抒情而沉重，《心花路放》摇滚而文艺，虽然这两者都有着隐秘的危险：前者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煽情，后者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做作。然而两部电影成功地避免了各自的险境，我想这与导演对题材的把握能力有关。

《亲爱的》作为都市通俗剧，近乎完美，成功地将一个类似于纪实跟踪或法制天地的题材，拍摄成一部虽然长达130分钟、但丝毫不令人感觉冗长的电影。影片前后两部分表现视角的巧妙转换是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然而除了赵薇的精彩表演——一个可怜无辜的农村女人所面临的失子失女之痛——该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那些孩子被拐卖或者失踪的父母的相关镜头。那一张张痛苦麻木却饱含希望的脸——如果说郝蕾在片中的形象一开始令人错愕的话，最终她成功地与被儿子失踪撕裂心肠的母亲形象融为一体——令人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什么比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更残忍的事。

我说应该让人贩子都来看看这部电影，朋友说没用的，他们不会有同情心。然而我想人怎么会没有同情心。心在那里，戳一下，总会感到疼的。怕的是有一些人的心已经悄悄转移了方位，就像那些看到田文军的寻子启事，想到的却是如何骗他儿子在自己手上、让他付钱的人。

这样的人的大规模存在，是社会的一种耻辱。它让我想到我们的社会已经异化到了什么程度。这种异化广泛而悄无声息。譬如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到的诈骗电话，它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上当的话，是自己不够小心，信息来源不够广泛。

不够关心社会。

鹏鹏与亲生父母见面的镜头，令我想起2008年的好莱坞电影《换子疑云》。这部同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有谴责洛杉矶警方的无能与不作为、狼狈为奸的意味，然而在《换子疑云》中，女主角克里斯汀的儿子是被心理变态的罪犯掠走，在《亲爱的》中，鹏鹏却是被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抱回家，让妻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一个是不会考虑被害人感受的变态罪犯，一个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的普通人——李红琴的丈夫谎称鹏鹏是自己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的，从而证明没有生育能力的是妻子——这一普通人的恶如何已成为普遍的恶，在片中还有一处看似若无其事的闲笔：李红琴为了领养女儿，去找死去丈夫的工友，让他出面证明女儿吉芳是丈夫在工地上捡来的弃婴。唐青山虽然一开始答应，但在律师去找他时却又反悔，因为——“我只是出来打工挣点钱，不想出头惹麻烦。”

不想“惹麻烦”的他，却因为李红琴陪他睡了一觉而有了出面作证的理由。值得深思与反省的就是作为同乡的他，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不会理会李红琴思念女儿、想要回女儿的迫切与痛苦，但为了一己私欲的满足，却可以答应出面作证。到底是什么在驱动着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也正是我们可以拿来对照自己的。

因为这些细节的存在，使得《亲爱的》超越了普遍意义上的抒情与同情，而有了一些社会生态检索的意味。而这是在文化上亟需重整河山的我们所绝对需要的。对他人痛苦的理解能力，一直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如果说《亲爱的》让我们看到他人、看到“失去的痛苦”的话，《心花路放》则以一种喜剧而文艺的方式，让我们反观自身，回到过去的自己，与自己和解。用一个堪称巧妙的转折，宁浩让我们看到过去与现在其实难分难解，你以为正在进行的，也许已经成为过去；你以为已经成为过去的，也许正在进行。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呢？看了电影，受袁泉扮演的康小雨启发，我突然有了一个不妨说出来的重大发现：对过日子来说，文艺青年是靠不住的。

这一点，值得再拍10部、20部电影加以表现，以让文艺与生活各取所需，争芳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