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当时的他，年少英俊，才华横溢，甫一调到厦大中文系就引起女生的迷恋。我其时因深陷自身感情漩涡，对外界一切不管不问，但也曾为一位相熟女生对周老师的迷恋而愤慨——好端端一个女孩，为什么要“爱”上一位比她大那么多、完全不可能正常谈恋爱的男人？

 

这些周老师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总之女孩成功度过了暗恋的深渊——一切美好终究是美好——我毫无端由的义愤也成了指导我此后人生感情的指南，对于你敬重的事物，要敬重，而不是走近。

 

大学毕业十周年重返厦大的聚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周老师的才华，他有关青春与岁月的寥寥几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意识到自己感受到的，别人也能感受到——包括一些我敬而远之的人——而且他们表达得比我好，体会得比我深。

 

再一次想起周老师，是因为同学群里大家在议论周老师的一本书——《人间草木》。引起我兴趣的，是这本书的“生死”主题及其后所呈现的周老师的影子。

 

说“影子”并不恰当，其实呈现的是周老师的身心。我确认当下有灵魂的存在并且这灵魂渴望交流——《人间草木》所呈现的八个人都是人间灵魂的具体写照——这一发现于我有重大意义。诚如周老师所言——抑或别人所言——世间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真实；人生某种时刻，比其他时候更真实。

 

《人间草木》还带给我一个感受是：一个人活在自己的头脑里、活在精神世界里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以一种坚定的世界观为基础，以不为外界所惑的精神能量为导引。读书与写作，就是这一精神世界的一个代表。

 

以下是一些记录与思考。

 

我、他人和书

 

2，

“他们在爱与信仰、幸福与宁静、痛苦与绝望、死亡与虚无的严重时刻或重大问题上，经历过考验……”（书中写了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前两组是“出家人”，后两组是“知识分子”。中外出家人的“出世”与“入世”有着不同的诉求，马礼逊和柏格理在“出世”的诉求中完成了现世的拯救与事业，他们的“出世”，是为了寻找上帝的荣光，将自身付之度外；苏曼殊与李叔同在“入世深重”后寻找出世的解脱，他们的解脱是为了个人，也因此，虽然留下种种传说与佳话，似乎总是于世道人心无补。这也是中国种种奇人异事所留下的悲哀，我们的文化，多的是个体的异行，高妙得超脱生命的界限，然而，对众生的事业总是考虑得不多，而佛教、基督教等所考虑的似乎是众生的事业。拯救众生，而不是自己。拯救众生靠的是爱与责任感。爱从何来？责任感从何来？周老师在书中也写了有关自身生命与他人相连的重要性，“人的自我是一个无底的空洞，无法在自我中确认自身，只能在与他人的伦理关联中才能获得认同的充实与安宁。”这是伦理学的范畴吧，其实应该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普及。后两组是中外知识分子，也具有与前两组相同的模式。出发点往往是自己——自己的困惑与罪恶——落脚点却应该落在众人。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都在特定的时刻产生对人生的困惑，他们对这一困惑的解脱却形成不同的足迹。托尔斯泰在“众人”与“自我”中形成了不断忏悔与找寻的足迹，这足迹带领他到无限远的孤寂的远方；韦伯以理性限定自己的思考范围，感性却决定他不能不对自己思考范围的有效性进行痛苦的怀疑，他解释世界，树立理性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对自我怀疑的苦痛有着深深的感受，我想这是理性与感性在现代社会的痛苦博弈；梁济以死殉道，想要唤醒世道人心，也表达自己对世风败坏的不满，对这个世界，他是热爱而失望的；王国维似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破碎的，他的死不是为了触动哪个人，而只是为了了结，为了没有必要再活，其中抉择的标准，令人困惑。王国维是《人间草木》中对我来说最面目模糊的一个人，也许是因为我不能理解一个活在破败的年代里、破败的灵魂吧。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似乎也欠缺理性与建设的力量，这与我们受朝廷所惑，从来没有一个坚实的民间共同体有关吗？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如何找到自己的归依，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力量？市场经济似乎也不可靠，首先还是要教育，真实的、真诚的教育。珍惜自己的教师职位，写作的人，珍惜自己所写下的文字。）。

 

学术有为人生的学术，为人心的学术。为人生的学术通过历史诊断现实；为人心的学术，如果也算是学术，通过他人诊断自己。

 

3，

我知道自己写这四组人物，多少都有些阴郁，甚至朋友说这是一本“死亡之书”。但写阴郁的故事，并不是为了阴郁地生活。恰恰相反，是为了克服恐惧与绝望。只有置身于阴影中，才能看见光明。每一个人乃至所有的人，都应该具有生存的信念与勇气，在内心深处，保守一种“静谧的激情”：一方面深刻地意识到苦难，另一方面勇敢地面向阳光。

 

思想是痛苦的，但思想是唯一的途径，引领我们走出心灵之夜。

 

4，

当年在雅典法庭，苏格拉底留给我们的临别赠言有两点：关于生：“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关于死：“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脚注：王尔德入狱，在巨大的痛苦与孤独中领悟出继续生存的道理，后来对纪德说，他在狱中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怜悯”。

 

严重的时刻——马礼逊与柏格理

 

6，

10多年前马戛尔尼勋爵被乔治三世委任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一位使团成员这样描述他们的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3，

历史的真正意味在于其内在的合理性。

 

19，

有人感慨，“一个人要学会汉语，要有铜铸的身体，铁铸的肺，橡木脑袋，苍鹰的眼，要有圣徒的心灵，天使的记忆，麦修拉的长寿”。

 

28，

马礼逊牧师去世已经半个世纪了，鸦片与大炮为福音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让进的不是神圣的基督精神，而是世俗的基督教会，此时，基督教的入华福音事业，不是更有希望，而是更令人绝望。任何事业，如果格局扭曲，方向错误，规模越大行动越快，失败也就越惨痛。

 

32，

基督的爱是绝对的，倘若不是爱一切人，那就给世界留下了恨的空间；倘若不是无条件地爱他人，那么爱他人的真实意义就可能是爱自己。

 

39，

教务是圣洁的，必须崇敬而谨慎地履行。那是从世俗通往神圣的最直接的道路。并不是所有从事教务的人，都能接近上帝。更多时候，由于人性的堕落，散漫与轻率、傲慢与贪欲、偏狭与仇恨，在履行教务的同时，也制造罪恶。教务非常敏感而又特别纯净，细微的疏忽与不经意的懒惰，都可能葬送它的的使命。

 

45-46

信仰的心理与伦理困境是难以超越的。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真诚的人，如果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与爱，生活在光明中，就不能容忍别人在黑暗与愚昧中堕落，就可能导致自我中心的信仰强制；

 

汤恩比：我正在黑暗中探索，我们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

 

或许重要的不是历史中的成败，而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纪念与向往，那是价值的意义。

 

48，

柏格理所有的现世功德，都变成寂静中的回忆，愿意记起就记起，愿意忘记就忘记。然而，有一种伤痛可能伤害到灵魂，具有彻底的否定性，让人从此背负起灵魂的印记，不得不记起，也不可能忘记。那是在历史绝望的尽头，悲剧超越的意义。柏格理和他的继承者们，他们的努力与爱，留给这个轻率冷酷的世界的，可能并不是美好的事物，或关于美好的事物的留恋与信念，而是孤独、无奈，某种深痛，甚至绝望：（里尔克《严重的时刻》，鲁迅似乎也用过其诗句与意象：此刻，有谁在世间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间哭，在哭我……记住世间是个悲剧，与这种悲剧同在，就是悲剧超越的意义……）

 

人间草木太匆匆——苏曼殊与李叔同

64，

个人如何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是理解他人格的关键。童年经验与记忆塑造着成人的精神生活，赋予他的行为模式以特定的意义。

 

69，

真正不幸的人，是那些不知道自己为何不幸的人！

 

70，

曼殊的意义是他生活的自我诗化。

 

人的自我是一个无底的空洞，无法在自我中确认自身，只能在与他人的伦理关联中才能获得认同的充实与安宁。个人与他人的伦理关联，主要表现在职业与婚姻两个方面。责任是自我的伦理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自由是以责任为代价获得的报答。

 

71，

个体生活的现实性建立在伦理关系上，拒绝这种伦理关联就等于放弃生活的现实性。拒绝责任而获得“自由”，可是却从此无法承受自由之“轻”。失去现实性是所有存在的痛苦的根源，一个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事业、任何地方的人，是现世生活中真正不幸的人。漂泊之路从此开始。

 

73，

诗化的放纵的生活可以让他回到内心，以内心生活的丰富抵御现实生命无限的惆怅、厌倦与绝望；同时，在诗化生活的想象与虚构中，他还可以自我发现、自我欣赏。（因为现实不可得，所以想象越发丰富？）

 

76，

审美生活与宗教生活是人类超越现世伦理秩序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两种生存方式的前提是一样的，都在生命的现实中看到虚无；不同的选择在于，前者看到虚无后更加依恋自我，后者看到虚无后勇敢地弃绝自我。

 

84，

只有经历过审美境界的人，才能最终进入宗教境界。因为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的发生，都源自对虚空的觉悟，他们有同一起点或同一前提，即从一开始就超越现实伦理人生，他们的敏感与任性、聪慧与自由，使他们无法忍受现实伦理的责任。他们都生活在别处。

 

88，

人的天性如尘埃，浅陋动摇，持戒是修行的根本，要做到细行不拘。

 

93，

看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就知道他的生存境界。

 

天堂的风暴——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

 

101

无法信仰，因为太理性；无法信仰他人，因为太自我

 

104

什么是生命？就是在成长中一点点死去。

易卜生在培尔·金特剧中说：“写作就是把末日审判自讨苦吃地强加给自己。

 

107，

托尔斯泰有巨人的眼光，可以望到天际，却看不到身边。他不喜欢人，只喜欢人类；不关注人，只关注人类。

 

110，

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托尔斯泰生性就是个异教徒，浮士德或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中没有基督，他太强大太高贵了，只有自我，既是信仰者，又是信仰的对象。

 

111，

没有苦难，就没有人性，没有苦难中的人性，便无法实现人性中潜在的神性。……俄罗斯思想中，基督教信仰与启蒙哲学结合的优秀成果是一种特殊的人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启蒙思想深处的人神同形论与基督教精神是相通的。

 

112，

忏悔让人发现自己的罪恶，关键是如何赎罪。

 

115，

“知道对别人有影响，是件高兴的事。因为这样你才能放心，你身上的火如果能点着别人，才是真正的火。”（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92页。

 

116，

信仰的境界不在思想，而在实践；不在自我，而在无我。

 

125，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生活比另一些人更真实，人生中有些时刻，也比其他时刻更真实。（因为更接近本质？由谁认可？我是相信灵魂存在的，因为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就是其灵魂所在。而其灵魂的高度，取决于这些所思所想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人相连，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自身，体现了爱与关怀的内容。爱与关怀为何重要，因为它是将人类、万事万物相连的品质，正是这种品质决定了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质量。对于人类及其栖居的地球来说，无法否定自己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在浩瀚的星体中，一粒沙并无意义，甚至一个星球也并无意义，因为这一星球也只是恒河沙洗。除了能将我们连接成一粒沙的还将存在，其余必将走向虚空。）

 

127，

实际上，对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者，那些充满探索与创造激情的人，生命的意义都是首要的问题，或者说，是唯一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在死亡面前矫正人生，什么才是值得我们投入一生热情与努力的事业？

 

但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未必就可以回答。……总有知识是不可以言说的，我们应该保持沉默；而对可以言说的，我们必须保证思想清明。在生死大义面前，托尔斯泰提出人应该知道什么，韦伯提出人能够知道什么……

 

128，

“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

 

人与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思考有限的事，做分内的事，这是所谓“知识的诚实”与“道德的诚实”。韦伯有些消极，但在一个狂热的时代里，消极才能让人冷静深刻。在托尔斯泰那些“俄罗斯天才”身上，韦伯看到一种不负责任的浪漫。

 

人类致命的弱点是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理性并不为人准备信仰，而是为个人抉择准备一个清醒的头脑。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都必须为自己负责，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做出自己的抉择，这关系到个体生命的尊严与幸福。理性知识的意义不是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帮助人们清理头脑，使人们“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不是告诉人们该怎么办，而是告诉人们是怎么回事，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自己的价值系统并决定自己的行动。

 

129，

托尔斯泰的世界仍是一个浪漫温暖的世界，因为还有先知与神圣、信念与感动。韦伯的世界里，只有冷漠的事实与逻辑，一切都变得分明，也就无情了。这是现代人的命运，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或不愿意承认，依旧企望先知从坟墓里站起，或幻想自己成为先知站在坟墓里，那只是知识上的愚昧与道德上的软弱。

 

130，

两人都对他们的时代抱有深厚的责任感。但是韦伯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承认它的力量，把它当作供加工的素材和一种使命，但格奥尔格只看到其中邪恶的方面，试图以否定它们来战胜它们。他赋予自己先知和领袖的职责，那就是去改变和扭转一个堕落的趋势。这是韦伯明确反对的——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第523-524页。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页。

 

132，

韦伯思考的真正问题是，在没有先知的时代里，人如何自由、有尊严，乃至幸福地生活。答案是，必须拒绝“先知的诱惑”，做理性范围内可以做的事，让自己的头脑变得逻辑清明，或者，干脆放弃理性，在私人领域里进入纯粹彻底的信仰，复活人类古老的温情与激情。……15年前写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就已经体验到这种沉重，在书的结尾处，他写道：“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讲出这个令人绝望的事实之后，人就只能在绝望中生活了。

 

133，

演讲最后，他（韦伯）引用以赛亚神谕中那首美丽的守望者的歌：“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对照物？体现了人类改过自新的能力；或者是人不能绝对地思考自身，只能相对地思考自身）

 

135，

理性可以使人坚强，也可以使人脆弱，要看理性的强度与个人为理性强度付出的代价。

 

科学解剖世界，文学解剖自己。

 

韦伯内心的紧张可能来自他人格中某些无法解释的冲突。激情与理智，信仰与批判、道德与知识、责任与自由……这些冲突直接触及生命的意义与使命本身，一旦出现在内省世界里，灾难就无法挽回。

 

136，

“平庸的日常性”会逐渐消解危机的因素。但若有人试图真诚勇敢地生活，一方面时刻清醒并强烈体验到这种冲突；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强大理性的方式压抑这些冲突，灾难就不可避免。内心世界的冲突是不可能长久压抑的，那是一种可怕的能量，它可能深入到你潜意识中陷害你，让你逐渐进入一种莫名的紧张中，日甚一日，到一定的时候，某一外在细微的变故，会让你突然崩溃。

 

谁在自己内心深处，都是另外一个人。

 

139，

韦伯分析了人类的四种行为类型：……魅力型统治最大的问题是继承，传统型统治最大的问题是创新，理性型统治最大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

 

141，

“令人焦虑的夜晚已经过去，我们静静地骑在马上，我们默默地骑在马上，我们正策马冲向地狱。”韦伯年轻时就喜欢赫尔维格的《骑兵之歌》，曲调中有忧伤的勇敢。

 

142

激情、责任感，还要具备冷静的、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跑得更快。那样，激情与责任感都成了罪恶：

“这是政治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这也表现在他与事与人都能保持距离。‘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指明（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政治人格’的‘强大’，首先就是指拥有激情、责任心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些素质。”（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00-101页）

 

144，

“……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既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让我感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学术与政治，第115-116页）

 

145，

面对这个世界，托尔斯泰的最后意识落在“跨出一步的浪漫”；韦伯的最后意识落在“后退一步的清醒”：“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坚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清醒看到现实但仍然为之努力的重要性，在努力中升腾的精神力量）

 

托尔斯泰是过去世界的最后一位圣徒或英雄，他的身影像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勇敢、浪漫，但有些荒诞；韦伯则是新世界第一位先知，像站在一旁观望的桑丘，他看到事实真相，清醒、客观，但也灰暗无聊。堂吉诃德经历了许多失败与痛苦，最后返乡的路上，头脑突然灵清了，留下悔恨的泪水；此时桑丘却疯了，无限怀念堂吉诃德那个浪漫丰富的世界，平庸冷漠让人难以忍受。他希望主人能够好起来，在另一个盛夏的早晨，野花盛开，他们再次上路。韦伯深深体验到那种绝望，“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学术与政治，第117页）

 

146，

只要我们在，死就不在；只要死在，我们就不在。死亡是巨大的沉默，思想根本不可能向死询问意义。

 

147

韦伯对死似乎也不关心。死亡平静地将临，什么都没发生。真正的问题是，生命尽头，空寂，一无所有。

 

死亡没有意义。任何关于死亡的戏剧性表演，自杀、出走、盛大的葬礼，都是因为内心虚弱、社会虚荣。死亡是私人的事，韦伯私下已经跟这个世界道了别。（有关死亡与人生的对话，因个体而异，而不是要形成一定的结论）

 

剩水残山供一死——梁济与王国维

 

153

死亡是人生真正的浪漫，只有在死亡的镜像中，生命才能成为艺术，显示出其脆弱、珍贵与美。

 

活过就是遗憾，生在世间，看世间事，常不辨大小轻重缓急，终日无事忙碌；只有出乎世外，了断生死，世间事大小是非，才一目了然。

 

156

人生一切都将消失殆尽，唯有个人留下的那种唯一的生存方式及其所寄托的价值理想，在死亡中得到证明后，才可以留存。

 

158

共和政体开创的“新秩序”，令人激动地激进，也令人担忧地混乱，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溃散、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气氛。传统文化中优雅收敛沉着笃实的精神不见了，新文化标榜科学与民主，志气高昂，却空幻败坏。科学不论人生信仰与价值、道德与伦理的意义，致使人心愚妄，狂躁不安。国人肤浅地讨论科学，从科学到泛科学主义，似乎科学可以救国救人。实际上并非如此，西方人讲科学，但依旧信奉基督教伦理。科学或许可以救世救国，断不可以救人救心。……民主在西方是一个政治概念，到中国则成了个社会概念。政治上的民主无从落实，社会上的民主放浪走形。民主成为日常生活中无秩序、无操守、放浪恣肆的个人生活行为的借口。

 

161，

梁济所见，现代中国失败的根源在道德。以然诺为无足轻重，空言无度，浮夸成风，“无一事能执持践行”，“一切公共信条视同无物，无论何等典章文物法度纲纪皆若可出可入”，这才是国运衰、人心乱的根源。

遇事当有确定主意，不可轻易妥协；为人当以践言为务，不可有言无行。

 

163，

梁济对世道人心，并未彻底绝望，也并未想与这个世界决裂，仍有深情眷恋，仍相信人、人性、良知与同情，即使最后决定赴死，也仍相信死亡的力量，仍希望得到这个世界的理解与怀念。梁济是个心怀信念甚至希望的人。否则他不会以洁身隐退警示官场，不会以身殉道警示世人。

 

164，

如果不是自己上了年纪，见过先朝之民“性情朴诚淑善，礼法谨严”，真难想象今天民风堕落到了何等“惨目伤心”的地步。（伏卵录《桂林梁先生（济）遗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第349-428页）

 

166，

梁济再也无法与这个世界和解。他在遗书中说，假若世事未坏到极处，他不必倾身救之；假使危难之际有名士宿儒表彰大节，也用不着他这一介草民挺身而出。遗憾的是，事到如今，他已经不可推诿。

 

167，

末世之人，只有短暂的感动。

 

169，

人们可能被震惊，未必真能被感动；即使被感动，也是短暂的；即使被短暂地感动，也只触及人飘忽不定的感情，未必经历理性思考，更无法落实到实践。

 

170，

梁济自杀，在美学意义上是充实的，在社会学意义上却显得空洞。

 

171，

费希特：与道德高尚的人相比，自杀者是懦夫，与卑鄙无耻的人相比，自杀者则是英雄。……勇敢地生活下去才需要更大的“灵魂的优势”，因为“勇敢是面对我们不知道的未来的果断精神”。求死是思想战胜了本能，而求生则是思想战胜思想。“如果说在自杀的情况下是概念对自然的支配，那么，在这种忍受艰苦生活的情况下则是概念对概念的支配，即思维的自律或绝对独立性。凡是在思维之外存在的东西，都是在我之外存在的，而与我没有关系。如果说前一种情况是思维的凯旋，那么，后一种情况则是思维规律的凯旋，是道德的最纯粹的表现，因为这时除了人依然忍受一种业已对他变得不堪忍受的生活以外，对他绝不能提出任何更高的要求。这种勇气是自杀者不具备的，只有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才能称自杀者丧失勇气和胆怯懦弱。”（费希特，伦理学体系，《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72，

只有自由才是道德的，只有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

 

173，

（梁济）的自杀有明确的使命，却没有确定的责任。自杀无法为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自杀的道德意义也变得可疑。……从自杀行为的伦理意义上看，自杀不是勇敢地承担责任，而是懦弱地放弃责任。……短暂的怜惜与悲伤之后，梁济之死留给这个世界的是更深的绝望与麻木。

 

174，

使命遵循的是他律原则，责任遵循的是自律原则，自律行为才是自我意志指向的行为，其观念基础是个性与自由。“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179，

人生原本这样，每一天都可以生，每一天都可以死。王国维甚至不屑向这个世界说明死亡的原因或道理，因为纯粹的个人之死，与他人、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死亡的意义就是沉默，甚至那16个字，都显得多余。（“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185，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对人类知识做社会学分析，认为知识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其想象性的内在逻辑起点，或者是乌托邦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其差别只在于知识与现实秩序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都是与现实不一致的思想。但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实秩序的，而乌托邦是否定现实秩序的。

 

186，

有所执着者，死得沉重，尽所幻灭者，则死得轻松。

 

188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两条道路，让油滑者选择，游刃有余；让真诚者选择，则无处藏身。历史上的两种选择实际上是回避了政治生活中信念与责任的最根本的矛盾，暴露出实用主义的油滑。

 

193，

梁济死于实在，王国维死于虚无，梁济重生重死，因为他相信生死是有意义的，死前无限留恋，反复说明；王国维轻生轻死，已经看透生死虚无荒诞，死前无所牵挂，更不屑多言。

 

197，

我相信人的道德，不相信中国人的道德和西方人的道德应该有所区别；只相信道德的人性与自由基础，不相信非人的、奴役的“道德”也算是道德。

 

自杀对个人与社会，既无自由的基础，又逃避了义务和职责；即使具有抗争的意义，也是以奴隶的方式完成的。这个世界可能堕落、残暴、疯狂、危险，但这是唯一属于人的世界，你无从选择也不可逃避，这是人必须承担起的责任。霍尔巴赫说过，人最珍贵的就是人。人的道德首先是执守生命，不抱任何幻想地努力，不做任何妥协地抗争。每一个人，乃至所有的人，都应该具有生存的信念与勇气，在内心深处，保守一种“静谧的激情”：一方面深刻地意识到苦难，另一方便勇敢地面向阳光（阳光是自然界的东西，这预示了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必须保护自然，自身的存在才能获得价值）。这样，人才能实现人的尊严与高贵，从苦难中拯救生命的意义。（努力什么，抗争什么，这需要有个说法与方向，反抗人生的无价值性，无意义性，需要为反抗的方向设置一个价值与意义。而这价值与意义应该不是在个体层面上——因为个体作为生命表征的无意义在一开始就是注定的了——而只能是一种集体层面的价值与意义，集体层面意味着普遍的善，共同的好，共同的环境与生存的维护，这意味着很多法则的制定与执行。从而凸显伟大的思想者、哲学家、领袖的价值。）

 

 

后记：这组对话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重要特点，那就是周宁老师是按照四组人物个体生命的轨迹进行对话的——了解他人的生命并对这种“了解”进行逻辑梳理，而非以一己价值观去审视这八个人的一生。这种对话、反思与思考的态度，体现了一种真诚交流的态度，也是一切有效交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