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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对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水形物语》似乎有着两种颇为相反的观感。赞赏者赞其奇幻有内涵,视其为导演托罗为弱小者谱写的童话;厌恶者厌其“人兽恋”的荒诞不经与女主角的“不够纯洁”,认为这种童话陈旧而虚假。这两种观点可以说都有其合理的地方。因此《水形物语》的获奖,除了体现了奥斯卡对“政治正确”的沉迷以外,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还需不需要童话?或者说,这种童话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才能让我们再一次相信它的存在?

《水形物语》中的隐喻是很明显的。哑女艾丽莎、失业画家吉尔斯、黑人女清洁工泽尔达、被政府擒来做实验的人鱼……这些都是社会边缘人士或“异类”的代表。他们虽然存在着,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轻蔑与压迫。在孤儿院长大的哑女,自小习惯了被忽视的命运,学会了从细微处享受生命的欢愉,也练就了内心的强大。同性恋画家生活在一个同性恋仍是禁忌的年代,面对爱慕的吧台服务员却无法开口表白,一朝开口得到的是和黑人同样的、被驱逐出门的对待。清洁女工泽尔达做着底层的工作,守着好吃懒做、懦弱无能的丈夫,在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迫下,她坚强乐观、乐于助人的天性只能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散发光芒;片中她与艾丽莎的友情,透露出一种被轻蔑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与互相扶持。画家与泽尔达都不是聋哑者而能够懂得哑女艾丽莎的语言,这一情节设置显示了语言从来都不是交流的障碍,而被忽视与被侮辱者之间的联结有一种精神与意志力的内涵……

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主流与成功者的社会,《水形物语》为此提供了两个富有意识形态意蕴的例子——“冷战”背景下的美国与苏联。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而在科研探索上展开激烈竞争,当发现探索的对象没有价值时,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抛弃。导演以这样一种情节设计,揭示人类的意识形态争霸及所谓的“国家利益”对人性的扭曲。片中的美国是一个天空灰暗、没有阳光的国度,所有的色彩都有一种凝固的暗沉,仿佛浸染了时代的阴云。片中唯一闪亮的色彩是人鱼身上的蓝绿花纹;而当人鱼为艾丽莎所动时,其身上闪耀的光点,更像是导演对爱与美好的直观写照——爱能够引起心灵激荡,爱也将点亮一个人的生命。

当艾丽莎听到研究所将对人鱼进行活体解剖时,她决定救出人鱼。这与其说是出自对人鱼的爱恋,不如说是出自对人鱼的同情及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她对这一被囚禁的奇异生物有着天然的同情与好奇,而人鱼与她的沟通,则令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被认同的快乐。她对画家说:“他看我是完整的”,这句话透露了她所生活的社会是如何一直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她的。她对人鱼所产生的亲切与共鸣,正代表着她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的东西。

影片将这个社会的主流表现得冷酷无情。当被擒获的奇异生物失去研究价值时,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其活体解剖,而不是放回其所属于的大自然。这种唯我独尊、对其他物种毫无顾惜之情的态度,正是主流社会对边缘与“异类”人群的态度的一个写照。这种价值观的冷酷性,导演借理查森这个人物进行了描摹。身为研究所保安主管的他,从亚马逊河擒获人鱼并带回研究所,负责研究所事务的将军对他表示嘉奖,许诺他以荣耀与休假;而当人鱼被劫走以后,将军给他的威胁却是:“如果36小时之内找不回人鱼,你在上流社会就不复存在了”。拥有娇妻幼子、刚刚买了豪华汽车以显示“成功”的理查森,在向将军做出“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保证以后,籍以鼓励自己的竟是《如何正向思维》的励志书。当将军斥责他凭什么有信心能找回人鱼时,他答非所问地答道:“我不能有负面思想”——这稍纵即逝的一笔,饱含着导演对现代社会种种“驯化术”“自我安慰术”的讽刺。

在权威、利益与所谓“成功”的驯化下,理查森是一个残忍、无耻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恣意挑逗着在他眼中不值一文的清洁女工,在她们面前夸夸其谈自己的“价值观”;他在“成功人士”标签诱惑下,买下价值不菲的跑车,享受着他人的注视与挑逗。然而这个以“成功”为标准的社会,是不允许失败者存在的——一旦失败,就要出局;正是因为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才使得他愈加残忍地对待他人,也对待自己。

作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端,以另一种方式高唱“国家利益”的苏联也是如此。作为间谍的科学家再无利用价值以后,“消灭他”就成了无需犹豫的选择。片中身为苏联间谍的科学家,奉命窃取实验成果和杀死人鱼,然而在人鱼身上并没有发现所谓“生物武器”的秘密之后,他选择帮助艾丽莎放走人鱼。这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在知道人鱼并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后所作出的选择,其背后的价值观是生命可贵、万物平等。然而这种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并不为专制化的国家机器所容。

艾丽莎爱上了人鱼。她的底层朋友帮助她救出了人鱼。人鱼和艾丽莎一起快乐地生活在水中世界。这一底层与弱小反抗庞大与主流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则当今世界“政治正确”的寓言。这一寓言虽然美好,却因为电影的主观意图与设计感太强,而显示出一种难以寄托的虚无。因为虽然人人向往正义美好的世界,现实的难题却不是寓言与童话般的美好构造所能解决的。这也许就是一些人喜欢《水形物语》中的境界与反抗,而另一些人认为其荒诞不经的原因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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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明

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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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以文会友。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是城市文化、文化政策及电影研究。新作《光影叙事与时代风云——上海城市电影60年变迁》,邮箱renming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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