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眼前这本厚厚的、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詹姆斯·T·汉密尔顿撰写的《调查性新闻的经济学》，里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表格。不知道是学术界的“新时髦”，还是迫于美国乃至全世界各种机构——政府也好，学术机构也好，新闻媒体也好——对“漂亮数据”的痴迷，汉密尔顿教授花费大量精力，用量化数据来表明调查性新闻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然而我想任何一个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从非洲大草原到繁华都市——都不会否认调查性新闻所具有的价值：难道不正是这些新闻，让我们看到自身的真实处境，让我们看到彼此吗？

19世纪50年代，纽约也曾经出现过“垃圾奶”事件：奶牛养殖场用酿酒厂的泔水酒糟喂奶牛，产出的牛奶假装来自各个乡镇，运到消费者手中；儿童因饮用这种牛奶而染病。1858年5月8日，英国移民弗兰克·莱斯利在自己的报纸上，用原创的图画与新闻对此进行讨伐，声称：“我们等了太久，没有一家日报秉承严肃、认真、无畏、执着的精神追究这一事件……”《弗兰克·莱斯利新闻画报》对“泔水牛奶”的系列报道，推动纽约州出台了旨在取缔泔水牛奶交易的法律，经营纯奶的商人获得更多机会，自身也在当地的报纸竞争中打了胜仗：订阅数和广告客户大增。

所谓“经济学”，是指汉密尔顿教授将调查性新闻的“投入”与“产出”，折合成“经济价值”进行比较。譬如，2008年12月，北卡来罗纳州的《新闻与观察者报》，连续三天对该州缓刑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报道，最终使政府改变相关政策；按与缓刑犯有关的凶杀案受害者人数计算，政策改变后每年至少有8人免于受害，这意味着报社20万美元的投入（一名记者6个月的调查、编辑工作、报纸版面价值），产生了7390万美元的社会效益，即每1美元新闻成本的政策净收益为287美元（按2013年美元不变价计算）。还有一些数据看起来不这么“抢眼”的例子：美国KCBS电视台关于当地餐厅检查制度的报道，记者历时8个月才从政府部门取得相关数据，经过4个月“便衣调查”，最终推出的系列报道，督促当地卫生局加强卫生检查制度管理，从而降低了消费者“因用餐而染病的可能性”。该新闻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为1:1.7，即1美元的新闻投入产生1.7美元的社会效益。然而，每一位曾经因为“餐厅黑幕”而大感不适的消费者，当然和我一样明白，加强餐厅卫生管理，绝不仅仅是减少消费者“拉肚子次数”这么简单。事实上，这种报道的监督价值，及其在社会层面上产生的秩序感与“心理安全感”，其价值根本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虽然书中的大量数据令普通读者感到乏味，本书的价值却也体现在“数据”之中：20世纪90年代，美国前五大新闻机构囊括了主要调查性新闻奖项的30%，到了21世纪，这一比率变为50%；从2005年到2010年，援引《信息自由法》向联邦机关提交信息公开请求的地方报社数量下降近一半；近年获得调查性报道普利策奖的记者平均年龄上升近10岁（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面对这些并不乐观的前景，汉密尔顿教授寄希望于通过“计算编程与新闻结合”，降低发掘新闻的成本。

也许是为了激发新一代记者从事调查性报道的热情，该书用了一章篇幅，讲述美国著名记者帕特·斯蒂斯的职业生涯。斯蒂斯信奉“记者的工作目标是带来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正外部性”，在其于1966年至2008年间所写的314篇报道中，有159篇引发了法律、政府计划、措施与流程等实质性改变，其中有31篇催生了新法律，被誉为“以一己之力改变社会的调查记者”。斯蒂斯对年轻记者的建议是：“一定要问为什么，任何新闻里，事情的起因往往是最有趣的部分”；“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自己想解释的内容”；“数字也许是基础，但驱使人们去阅读的是人，人的经历、讲述、感受，是这些让一篇报道生动起来。”

“如果学校董事会成员知晓有记者在记录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可能会变得在意公众反应，更加忠实地履行竞选承诺。”正如书中这句话所透露出的，新闻监督不仅与社会权力结构有关，还体现了“守望”这一人类精神所代表的社会凝聚力：正是这种“在意”——而不是“互不在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记者”是替我们表达这种“在意”、行使“守望”职责的最合适的专业岗位。“没有人和‘与所有人有关的事’有关——除了记者。”

在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等通讯形式，可以越来越方便地获得自己想要的各种信息的时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媒体和新闻记者呢？答案就藏在汉密尔顿通过数据所揭示的事实之中：媒体和记者可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时间和金钱来调查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而我们作为普通人，不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

为此，在海量信息消耗大量注意力的现代社会，如何珍惜并回报那些为调查事实真相付出巨大努力的记者，是我们每个人、也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提问并回答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