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七年之前写的一篇有关“上海-台北-香港-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15周年纪念文章，当年作为“小字辈”参与这个会议，受命写纪念文章，颇有战战兢兢之感。而今虽然大家仍然年轻，但当年交流的锋芒与光辉似乎已经流散，其中原因，令人感慨，也值得深思。）

如果在两岸三地寻找一个对城市文化及相关问题不断进行思考与交流的平台的话，我想没有比在上海、台北、香港、深圳四个城市之间轮流举办的城市文化交流会议更好的例子了。回顾1998-2013年间15届会议的主题，令人产生一种城市文化的重大议题尽在其中并且不断回响激荡的感觉。作为有幸自2007年开始参加城市文化交流会议的一员，我想就该会议主题设置及内容研讨上的前瞻性以及四个城市各自的特点来提供一点观察与思考。

一、会议主题及内容的前瞻性

“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在上海、台北、香港、深圳四个城市之间轮流主办，每年的会议主题由主办城市提出，经各城讨论后确定。15年来，会议主题几乎覆盖了有关城市文化发展的各种重大议题，譬如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定位问题（2004年香港年会“设计城市品牌”、2010年上海年会“城市理想与文化发展”等），国际竞争与市民发展的平衡问题（1998年上海年会“艺术节和城市文化的发展”、2000年香港年会“创意工业、艺术与教育”、2002年上海年会“加入世贸以后的文化产业”、2007年上海年会“城市文化的公共性”、2010年上海年会“城市理想与文化发展”等）、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2003年台北年会“文化产业与观光”、2008年台北年会“文化·环境·自然：面向未来的城市视野”、2009年香港年会“文化发展与文化空间”）、传统与现代问题（2005年深圳年会“城市记忆”、2013年香港年会“创意城市与博物馆”）、艺术教育与市民素质问题（1998年上海年会“艺术节和城市文化的发展”、1999年台北年会“艺术教育、评论与艺术节”、2000年香港年会“创意工业、艺术与教育”）、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问题（2001年深圳年会“城市文化资源：政府与民间”、2007年上海年会“城市文化的公共性”、2010年上海年会“城市理想与文化发展”、2011年深圳年会“公共治理与文化参与”、2012年台北年会“文化政策与城市发展”）等……

因为文化问题的综合性，实际上谈论任何一个问题时都是在谈论这所有的问题——这也是城市文化交流会议能够举办15年而绵延不断的原因。以文化艺术前沿工作者的切身性，该会议对问题的提出往往是直截了当的：艺术节到底应该怎么走？艺术教育与艺术评论的现状与前景如何？文化与产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城市品牌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民间创造的？在现代化的洪流中，我们要保持、能保持住什么样的城市记忆？这些问题往往并没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但四城会议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及具有启发性的案例。

该会议主题与内容的前瞻性是与与会人员的精英性所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及阶层之间的脱节，“精英”一词如今承载着复杂的意蕴与内涵，但笔者在这里仍然希望采用这一说法，为其所内含的对社会的责任感与前瞻性——精英作为“思考着的头脑”，应该不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前瞻思考能力及创意洞见。城市文化交流会议的与会者是来自各城的创意工作者、意见领袖、媒体评论人、专家、学者、科研人员、政府官员、文化机构管理者等，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承担着对城市文化发展进行思考与前瞻的工作；而会议的精英性不仅体现在与会人员的社会角色上，也体现在他们对文化发展问题极富洞见的观察与思考之中。

譬如近年来在理论界与实践层面都极为关注的“转型”议题，2010上海年会就在“城市理想与文化发展”的主题下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南方朔先生在会议上指出近年来在全世界很流行的“转型”一词意味着旧有的体制和框架不再适合当下的现实，不符合人性，不符合人类最基本的要求，不符合自由平等；人们面对生活方式的新选择，应该去设想一个新的思考点、一个新的系统；资本主义早期有很多正面的价值、价值观，现在已经不见了，而资本主义的“巨大主义”（Great Capitalism）现已移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现实的重要途径是树立新的典范，而非一味强调“我们反对什么”；中国大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反省，而不是地方人士在反省。台湾中原大学喻肇青教授也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大”与“小”的对话：“永续生活”的一种看法》中指出，“永续”的思维不能停留在知识层面，要成为价值和信仰，才会有反省的深度和行动的力量。早在2008年台北年会，在“文化·环境·自然：面向未来的城市视野”的主题下，蒯大申研究员就撰文指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键在于文化理念，是一种取决于宇宙观、价值观等终极观念的互动关系。

    就方兴未艾、也永远不会结束的城市文化与创意发展议题来说，历年会议上一些精彩言论至今仍值得警醒。城市文化交流会议主席、发起人荣念曾先生一直强调与会者注意发挥文化人、知识界的自觉性与能动性——他自己将这一点身体力行，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各种工作与活动中。在会议的最初几年，荣先生不断强调“艺术应该反映社会”、艺术策划工作者工作水准的重要性、文化政策应该与其他政策对话等观点，需要加强“对话”是因为“文化政策在所有的政策里是最弱势的政策”；如今，文化政策变成各地政府迫不及待要谈及、也纷纷在出台的热门政策，但其“弱势”的“体质”似乎仍未改变。也因此，近年来荣念曾先生越来越多地谈及政府官员的视野与远见等问题。2012年台北年会上，吴介祥女士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主管机构”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政策必须首尾兼顾，从创作产生到自由表达的管道，再到成果的保存、分享和传承；文化主管机构不但要有比多数政治决策者更大的视野，也要有面对文化之长远深刻特质的谦卑。

香港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莫健伟博士则以自己研究的持续性，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思考脉络。2002年上海年会，莫健伟博士提交报告《从边缘到施政中心——创意工业的发展》，对国际社会对创意工业的认识与共识进行了梳理，指出经济效益只是创意工业“众多考虑点之一”，提醒大家重视联合国有关文化发展的研究报告中的一些重要结论与观点，譬如“认同文化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文化工业应作为整体文化发展的构成部分，发挥其协助全球发展的功效等；这些观点的重要性至今仍在实践中长期被忽视。2012年台北年会，莫博士从自己对香港文创产业的观察思考出发，再一次强调文创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过程，更代表了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脉络和价值，政府不能将产业系统的生产模式，直接演变成文创政策的思维模式。2013年香港年会，他提出要重新挖掘“创意城市”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多样性内涵，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思考空间。

可以看出，城市文化交流会议的精英性，体现在前瞻、反思、对话的立场以及与会者独立思考与提问的能力上；这种深入思考、碰撞、交流的能力，是该会议的特色所在。

二、四城各自的特点

1、洋溢人文色彩、不断省视自身的台北

2008年台北年会的主题是“文化·环境·自然：面向未来的城市视野”，在会前举办的宜兰、花莲、台东、台北的参访活动中，笔者第一次见识了台湾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种美是相辅相成的：“自然”成为台湾人舒展都市紧张生活的一个空间，而一个懂得欣赏、珍惜“自然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爱物惜人的人文关怀与做法。这一点，从我们所参观的社区重建项目以及食养山房等建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商业开发项目中都可以感受到。“自然”在台湾是以一种受到保护与尊重的虔敬态度被对待的，而不是完全的商业开发。

此外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台湾社团组织与民间力量的活跃。2008年台北年会为与会者介绍了台湾的民间志愿者组织“荒野保护协会”、慈善组织“慈济”等。这些民间力量的活跃，不仅需要组织者与参与者的热情，更需要机制，需要大环境与小环境的配合。慈济的例子令人看到一个人的良好愿望能够开出多么丰美的花朵。台湾人将良好心愿化为行动的能力令人感动。

在台北，不管政府还是民间，都积极为城市的自然与人文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2001 年，台北市政府将关渡自然公园委托给台北市野鸟学会经营，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野鸟学会不负众望，引入企业资源，发挥公园保育、休闲、教育等功能，不断获得政府和民间颁赠的各种奖项（李永萍《一条河、一片湿地与一堵墙——文化、自然与台北城市发展的互动历程》2008年台北年会）。台湾的荒野保护协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荒野公园的概念，即在公园里圏护一块地方，不去干扰它，也就是既不除草也不喷药，若人要进入，可以通过木栈道或悬空的吊桥；让都市里的人们随时能感受到自然荒野的丰富（李伟文《皇冠镶上绿宝石 ─ 台北人的生态实践》2008台北年会）。

除了从政府到民间都富有的人文精神，台北的文化工作者及学者也充满了自我检省及互相提问的精神。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创办之初，台北的组织者平珩女士即提出“举办这个会议是为了宣传各自的城市还是为了把问题提出来讨论”（1999台北年会）；于国华先生很早就对台湾“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现象进行了思考与辨析（2002上海年会）；南方朔先生为2008年台北年会提出极富前瞻性的主题——“文化·环境·自然：面向未来的城市视野”，提醒大家重新思考人、城市与自然问题。严长寿先生从观光业的发展与全民的美感教育关系问题，提出政府应该做一些结构性工作，让美感教育、对生活的体会能够在教育中落实（《返璞归真，美感就在生活中》2008台北年会）。

1999年台湾集集大地震之后参与桃米社区重建工作的廖嘉展先生针对灾后重建总结了以下认识：如果没有专业团队介入协助，如果未获政府部门经费补助，如果欠缺民间企业捐献支持以及学界的挹注，各项社区总体营造工作绝无可能适当且顺利地推动。并提出跨域协力合作的整合性资源如何注入社区、如何共构伙伴关系等问题给与会者思考（《从桃米社区到桃米生态村》2011深圳年会）。

虽然台湾的社区营造与城市转型工作被公认为走在前头，但当地知识分子仍然对政府行为充满审思。苏瑶华教授针对台湾一些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转型运动提出了“谁的创意？谁的城市？”的问题，并且提醒大家观察与思考：以文化艺术为核心价值的改造计划，究竟是改造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修正土地为标的类型计划的粗暴，还是仅止于为既有的支配关系提供粉饰的面具？（《创意城市的限制》2013香港年会）

2、勇于发问、活跃多元的香港

香港方面不仅会议的组织者及主要代表荣念曾、黄英琦、梁文道、胡恩威、刘小康等都是文化界著名的“发问者”，很多与会代表勇于提问的能力都令人印象深刻。荣念曾先生在2002年就已经提出创意工业-智识型经济-智识型社会-有视野的政府之间互为条件、互相推进的逻辑关系，指出在将创意工业作为热门议题的现状下，应该避免猴急和抢滩。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政府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多元文化是否在倒退？创意工业相对临近地区是否停滞不前？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媒体政策、资讯政策、融资政策、移民和人口政策、中小企业政策、应用学术研究政策、对外关系政策、文化交流政策等等影响创意工业发展配套的政策是否出了问题？……一系列追问愈急的问题令与会者反思创意工业的系统性与复杂性。2007年上海年会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面向市民的“城市文化讲坛”，时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的刘细良先生以“文化与城市化妆术”为题，对晋身“全球城市”的成功方程式进行了总结：人口要多、总部要多、多元化、盛事要多、媒体要多、机场要大、港口要大、博物馆要大；全球流动的中产游客的消费口味及媒体代表正在影响不同城市的规划；全球城市在文化心理层面是一种自我感觉，包括获得别人的认同认可，这种发展与城市文化的自然有机成长无必然关系；最后指出：文化的社会效益与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需要有本土视野。

2008年台北年会梁文道先生担任“城市与自然的现况与回顾”环节的主讲人。他以《非人城市的政治学——流浪动物的困扰》为题，指出都市人一方面热衷于动物保护运动、热爱观看discovery channel等自然生态纪录片，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流浪狗、流浪猫、野鸽等动物应该进行管制这一矛盾之处，指出当务之急是抛弃人为的“自然”概念，从具体的情境与生态角度出发，处理“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形式”。影像艺术家鲍蔼伦以影像为主要表现手段，阐述了“真正的自然并不一定全是绿色”（real nature is not green）的理念，指出目前“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利用为“机车”、“洗发水”等的营销工具。2013年香港年会上，社会组织“香港文化监察”的一位年轻人面对香港文化发展问题提出一串连珠炮般的问题：以西九龙为例，建设文化的代价要多少？香港的文化特色在哪里？香港自由表达的空间在哪里？靳埭强博士在题为“香港的博物馆该做什么”的报告中，则提出博物馆该做什么？康文署的博物馆做了什么、应该怎样做？M+如何成为世界一流的艺术馆而又突出香港的独特神采？政府与商业机构可以做什么以促进创意城市与博物馆的发展等数个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3、富有活力与创新精神的深圳

2012年官方公布市民平均年龄为28岁的深圳，不管是与会代表还是在会议上所发布的案例，都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深圳代表尹昌龙、胡洪侠、孙振华等都是妙语如珠的人物；与会代表所介绍的案例也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体现着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风采，譬如亲子阅读公益组织“三叶草”、民间文化组织“全民歌唱”、拥有天南海北65万会员、每年都组织一次百公里徒步活动的“磨坊”户外运动网站、后院读书会、邻家社区网络、深圳社区文学大赛、力图打造中国民间智库的“因特虎”、从2005年开始每年举办的“创意十二月”活动等。截至2013年，深圳已注册的民间文化社团有200余家，民间艺术团、民间博物馆、民间读书会、民间影像会、民间朗诵社等在深圳遍地开花；每年会议上深圳所呈现的案例都让与会者为其年轻的活力而深受鼓舞。

正如毛少莹研究员所言，虽然政府文化管理的定位、管理范围与方式等受制于各国不同的政治体制、管理哲学、经济社会发展水准及文化发展状况，有一个历史发展、改革、调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总的趋势都在走向一种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共同“治理”模式（《“治理”与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职能定位与管理模式选择》2012台北年会）；历年会议上的深圳案例可以说是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

始于2000年、每年11月举行的深圳“读书月”被誉为深圳的“文化闹钟”，是市民认同度最高的文化节庆活动，“市民在读书月活动中不仅读书，还表达自己的读书体会和对社会伦理的看法。个人的读书行为经推广而成为公众交流活动，使参与度大大提高。”（尹昌龙《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深圳的公共文化政策与实践》2012台北年会）。2008年12月7日，深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认定为“设计之都”，成为我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议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的12月7日为全市的“创意设计日”；这一法定节日从此也成为深圳市“新的文化闹钟，时时提醒着这座城市的创意自觉”（黄士芳《2009年深圳城市文化大事记》2010上海年会）。然而，在创意产业的风光与无限潜力之下，年轻的从业者也不乏心酸与压力，2012年台北年会，胡洪侠先生以深圳26岁建筑设计师跳楼自杀为例，提出城市如何为文化创意工作者创造好的环境这一问题。孙振华博士则通过深圳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深圳人的一天》及“送雕塑进村活动”这两个案例，探讨公共艺术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建设与机制保障问题（《公共艺术如何进入社区——从深圳的两个案例讲起》2012台北年会）。

这些充满了开拓精神与创意能量的案例与发言，时刻体现了深圳充满活力、勇于进取的城市精神与特质。

4、大气从容、沉稳严谨的上海

迄今为止在上海举办的四届年会的四个主题，分别标志了这座城市发展的重要里程碑：1998年10月城市文化交流会议作为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上海戏剧学院旁边的美丽园大酒店首次举行，会议主题为“艺术节和城市文化的发展”；作为上海发起人的荣广润院长吃惊于香港与台北代表对问题调研与资料收集的深度，推动上海代表也开展相关研究。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持续至今，并且由三年举办一届改为两年一届；第二年11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作为我国最高规格的对外文化交流节庆活动之一，在上海隆重登场。2002年上海年会的主题为“加入世贸以后的文化产业”，明确应对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一员的中国及其城市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2007年我国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讨论掀起高潮，当年上海年会的主题为“城市文化的公共性”，提出该议题的蒯大申研究员希望能从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角度展开对该问题的思考，获得与会者的高度赞同，媒体也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与报道。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应对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当年上海年会的主题为“城市理想与文化发展”，探讨城市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以及这一理想与城市文化发展的关系。

在理论思考与现实发展的张力之间，上海与会者的发言报告也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丰厚历史所带来的大气从容及沉稳严谨。花建研究员指出在城市转型中，上海既有推动文化科技融合的国际发展趋势，也有加强与长三角联动、形成文化大都市区域的地域考虑（《城市转型中的文化贡献——上海的路径与前瞻》2012台北年会）；徐清泉研究员提出上海应该不断反思自己的强政府格局（《以新理念新机制激发设计师的城市文化创意潜能》2012台北年会）；包亚明研究员指出，当大卖场、购物中心、汽车交通网络等“无地方性”的新城市空间主导着我们周围的都市环境以及我们对于空间的认知能力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地域性知识的重建，是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片面展开的（《老城厢与空间的消费》2009香港年会）。任一鸣研究员在《间性空间与城市文化活力》（2011深圳年会）一文中指出，近代上海的移民文化造就了上海文化的繁荣并形成了“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多元交融的特性，但90年代以来再次进入移民高潮期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上海，在郊区及旧城改造所产生的“文化交叉地带”却并没有给上海文化创新输入明显动力；过于强调规划及空间的政治性给文化自然生态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信心与信念之下，王晓明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更好的城市必须遏制资本的逻辑（《必须遏制资本的逻辑》2010上海年会）。

不像深圳那样年轻无畏，没有台北的温润从容，也不像香港那样特立独行，上海在独特的历史使命中依然保持了海派文化的特色。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八号桥创意产业园区、崇明东滩湿地等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及精益求精的管理风格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丰富了大家对上海城市文化风貌多样性的认识。

上海、台北、香港、深圳这四座城市各不相同的特色与风采，在城市文化交流会议这一平台上加强了交流与了解。

结语

每个城市都可以从彼此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经验中获得启发与鼓励，正是这种交流与分享的需要，推动城市文化交流会议持续举办15年，也将继续举办下去。

11年前，梁文道先生曾在2004年香港年会上作了一个问卷调查，最后一题是问与会者“你认为十年之后‘城市文化会议’是个怎样的组织”，有18位与会者认为是民间智囊，有9位与会者认为是官方政制的咨询机构，有6位与会者认为是每年一次的交流会议，有1位与会者认为“已经消失了”，还有1位与会者认为会变成商会。11年过去了，城市文化交流会议仍然停留在一个“会议”的规模与建制，这是“不改初衷”？还是“不进则退”？在不同观者眼中大可以有不同的评价。然而在我看来，值得珍惜的就是这个会议的延续性，它在不同与会者之间所形成的交流与智力激荡，它从各自城市出发，从城市的精英头脑出发，对城市文化发展问题所进行的观察与思考，是弥足珍贵的地方。只要会议的各参与方是切实关注城市文化发展问题的组织，只要会议主题表达的是对城市文化发展问题的切实观察与思考，这个会议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在叶辛、蒯大申、陈圣来、荣跃明等历任领导的支持下参与到四城会议的交流与组织工作中，希望发挥理论与实践、案例与规律相结合的作用。

这篇小文，碍于篇幅与能力，也因想突出一下四城的特点，有挂一漏万之憾，只能算是小小的致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