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在上海某影城观看了《Hello! 树先生》，整场电影共19位观众，包括一个由父母带领着的七八岁的男孩。影片放映过程中，有时会听到男孩向父母发问。我想他确实看不懂，然而欣赏这一对父母带着孩子来支持国产文艺片的精神。

　　谁知道呢，也许男孩比其余18位成人观众更能理解影片中的理想与现实，幻觉与逃避。

　　《Hello! 树先生》展现了农村荒凉的、有关现代化的梦想与现实。那梦想以残忍的力量，扫荡了树先生们的个人世界，至今已破败不堪。影片结尾，是关于树先生未来命运的巨大疑问。这使影片戛然而止，也使疑问悲凉而沉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化远非他们自己的主动选择，而是被一种难以遏制的力量肆无忌惮地强加。树先生1980年代率先学会跳迪斯科的哥哥的命运，以及后来村民迁走、煤矿企业进驻的村庄的命运，都是这难以抗拒的力量的一种表现。《Hello! 树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让观众看到这一现实，也让这一“现实”看到它自己——现实远未结束，因此这里面有对现实的妥协（譬如下跪），也有现实自身对自己的无奈嘲讽（譬如婚外恋）——谁说一个人不是他自身历史的最终承担者？

　　片中树先生的“发小”陈艺馨就是历史的荒诞与悖论的一个最日常、最活生生的解说：陈艺馨的父亲因婚外情抛弃了母亲，然而，深受其苦的陈艺馨婚后依然重复着父亲的老路，瞒着妻子有了“小三”。片中妻子痛斥其无情无义的一幕令人感觉有点恍惚：现实中，有多少这样的闹剧正在上演？闹剧的主角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着一段荒诞不经的历史？

　　好电影是一面让你看到真相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有真实，也有可恨。

　　王宝强所扮演的树先生在我看来不无可恨之处。他用从言情剧里学来的文艺腔——或者说是自身受时代影响所形成的文艺腔——俘获了哑女小梅的心。这个纯朴可爱的女孩子自己不能开口说话，却深爱那些以语言所进行的表达。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善良与幻想：似乎是在一种一直以来的失败与创痛中，树先生失去了感受他人痛苦，乃至承担自己责任的能力。

　　这些失败与创痛在电影中如影随形：作为汽修工的他，不小心被电焊火花伤了眼睛，随即被雇主解雇；家中田地被村长的小舅子占用，他无力抗辩；借着酒劲儿说了几句，却被逼着下跪道歉；想劝架为自己的朋友解围，却被刚刚还拉他上酒桌喝酒的人（村长的小舅子）甩在一边，斥之以“你算老几？”……然而表面上，树先生活得还算“成功”：村里一起长大的朋友都对他怀有几分情意，更年轻的则半真半假的吹捧其为“能人”；对小梅一见钟情以后，他不乏追求的勇气，并且成功抱得美人归。

　　树先生在新婚之日的突然崩溃，令人同情而惋惜。不知什么原因，他和自己在城里工作的弟弟相处得不怎么好。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弟弟没能帮他借到公司老板开的皇冠，树先生很不满，踢翻了火炉，烧毁了婚棚，弟弟与他扭打在一起，打得鼻青眼肿。

　　弟弟的轻蔑与满不在乎，也许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个没有人在乎彼此感受的荒凉世界里，他突然想起了因犯流氓罪而被爸爸吊打致死的哥哥。婚礼上，树先生看到哥哥带着县文工团的女朋友回来了，为他载歌载舞，唱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一幕，是神来之笔。上个世纪80年代被判流氓罪的青年的笑容与欢歌是对今天绝佳的讽刺与追问：当年我们做错了什么？今天你们又得到了什么？

　　而只有在想象中存在的哥哥才在乎他的感受吧？

　　如果今天，我们还想认真谈一谈文化发展的问题，反思过去与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与人性及情感有关的悲歌，也许不失为一个契机。退一步来说，树先生如果能看到他对小梅所负有的责任，如果能承担起这种责任，这个世界至少会少一个无辜而失望的女孩。缺少对他人痛苦的感受能力，造成我们今天各种悲剧不断上演，也堪称文化恶疾。

（2011年11月28日发表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