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上传奇》的第一个镜头显示的是外滩交通银行门前的铜狮子，并且背景配上了狮子压抑的怒吼声时，我们知道，上海百年历史所经历的血雨风霜，带给贾樟柯的终究是不能平易。

屈辱、开放、繁荣、失落、华洋杂处、三教九流、赤胆忠心、物质至上……这样一种丰饶而复杂的历史，使得我们在纪录片《海上传奇》中，看到了一个交织着历史与记忆的“不一样的上海”，以及那个“不一样的贾樟柯”。

“传奇”的个人“注解”

被暗杀的父亲、跳楼自杀的母亲、解放前夕被枪毙的未曾谋面的父亲、被误解的父亲、被“遗弃”的母亲、作为黑帮老大的父亲说出了“我活着你们都活不了”这样悲情的话……《海上传奇》以个体的视角去讲述那些已经远去的传奇，从而使历史以一种逼人的质感再度呈现。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不仅是一种被讲述的话语，更是一种被记忆的话语的话。 

出生于1965年的德国作家米尔科·邦内不久前在上海的一个交流活动中曾经这样发问：“可不可以把别人的历史当作我们自己的历史？”他说，这是他写作长篇小说《我们是怎样消失的》时，自身所怀有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人为什么不愿意谈起悲伤的、沉重的过去？ 

人为什么不愿意谈起悲伤的、沉重的过去？也许，那是因为一切在谈论者心中尚未成为“过去”。人为什么可以谈论过去？也许，因为那些“过去”通过讲述，已经成为“传奇”；当事者谈论“传奇”，是为了给“传奇”加一个自己的注解——即使这些“注解”往往命运难测、时常遭到忽略。在《海上传奇》中，通过后代讲述对先辈的记忆，“传奇”开始回归成“个人事件”，历史由此变得细碎起来。“可不可以把别人的历史当作我们自己的历史？”答案也许是——可以，只要你能从别人的历史中感受到人类共同的命运，感受到自己的命运。 

《海上传奇》中有两个镜头最让我感动。一个是烈士之女王佩民讲述自己对未曾谋面的、在自己出生前被杀害的地下党员的父亲王孝和的记忆。那些记忆通过一位香港记者在行刑前所拍摄的照片而滚滚而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从不曾停歇、不曾淡漠。照片上的王孝和，身着白衬衫，年轻，有学生气，被敌人架住，却又面带笑容，嘴巴微张，似乎在说着什么。那是1948年9月30日。那一年，王孝和年仅24岁。他年轻的妻子不想活了，却又活了下来，为了保留英雄的骨血。 

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成为“老上海”的象征的潘迪华，讲述母亲如何在1949年带着她从上海来到香港，靠“跑单帮”过活。回忆那段相依为命的往事，潘迪华为只比她大16岁的母亲一辈子没有享过福而哭泣。曾经，男人可以娶好几房老婆，而这些老婆也都能“和平共处”，潘迪华认为这是旧社会“一个不好的事”。1949年，当男人再也不可以合法拥有多房妻妾时，潘迪华的妈妈带着她来到了香港。18岁的潘迪华由此而成长、独立起来。在贾樟柯的镜头中，70多岁的潘迪华仍然保持着女性特有的优雅、从容以及数不尽的情怀。

“传奇”与“现在”

还有曾经的劳模、曾经的女明星、曾经被用绳子系成“一串”挤上去台湾的轮船的孩童、曾经在上海的里弄经历少年的成长的画家……还有抓住历史的机遇一夜暴富的上海男人、通过写作达到“个体自由”与“财富自由”的新一代上海人。可以说，靠倒卖国库券致富的杨怀定、新一代偶像韩寒是《海上传奇》中仅有的当代上海人的代表，代表着上海最新近的历史与可能性。因为只有他们，讲述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这个“现在”，是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在”。 

翻检大陆、香港、台湾所有的记忆，采访了80多位人物，有关“现在”，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因改革开放而致富的“杨百万”，一位因改革开放而使得自己的叛逆与才华都有了用武之地的韩寒。对“历史”与“现在”的巨大反差，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传奇，永远在回眸之中产生。也可以说，这就是贾樟柯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关注个体的经验与情感，可是并不在意表达自己的“不关注”。就像影片一开头，看到灰蒙蒙的黄浦江、轮渡上平凡的、没有色彩的人们，总让我怀疑，贾樟柯是不是将上海拍成“三峡好人”了？当贾樟柯执着地将镜头投射到拥挤杂乱的里弄、打麻将的阿公阿婆、造船厂躲雨的工人、建筑工地里衣着各异的年轻打工者，而对上海最富盛名的“白领”，只用了一个契诃夫式的“在电梯前”这样一个场景时，我们会发现，贾樟柯仍然是贾樟柯，他呈现他眼中的上海，即使这不是别人眼中的上海。

“传奇”，原本就是一桩一言难尽的事；就像“城市”，也是一桩一言难尽的事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城市，我们看到它，我们永远看不到它的全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全貌。于是，我们从别人的故事里寻找，我们从别人的镜头里寻找。我们从“传奇”里寻找。 

片尾，在影片中迷迷蒙蒙走了很久的赵涛在夜色中踏上一段楼梯。也许，她以为楼梯总是能将她带到某一处的所在。然而，楼梯的尽头是断掉的桥梁。不知是尚未完工，还是刚被拆掉。惊悚，同时是巨大的疑问：你要往何处去？你能往何处去？I wish I knew.

传奇，也许就在勇敢的探索中产生。